仕隱君 廣州六藝書院 文化復興非文言不興,民族復興非文化不行

前言

 中華民族的傳大復興,在於中華文化的復興,中華文化的復興在於士大夫的重建,士大的重建在於文言文的復興,文言文的復興根本在於“以文取士”科舉制度的重建。

政治、軍事、文化、經濟是一個國家民族現實與歷史存亡的關健方面,既相互制約,又相互促進。但中外歷史告訴我們,惟有文化才是國家民族興衰更替的根本方面。四大文明古國,只有中國延續了下來,古希臘羅馬文化創造了古羅馬帝國,雖然延續千年,可再也沒有統合,至今歐洲分裂,沒有任何重新統一的希望。基於伊斯蘭教的阿拉伯文化創造了延續近600年阿拉伯帝國,後來基於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重建了帝國,近代後淪落。基於東正教的斯拉夫文化由俄羅斯繼承,在前蘇聯時期版圖達到巔峰,後來解體,至今前景堪憂。基於佛教與印度教的印度,一直沒有走出印度半島,國家也長期分裂,現今的統一是歷史上最好的時期。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乃至現在的美國,基於貿易與海權,相繼輪替,至今以美國為代表,依然雄霸世界,但立國僅250年。亞述、馬其頓、蒙古都曾基於一時軍事或技術優勢而短暫興盛,一旦敗落就不復復興。惟有中國從古至今保有歷史的延續與國家的長期統一,歷史文化傳承5000年,跌倒之後爬起,爬起後更強大。

從歷史上看,軍事、科技、政治與經濟,都是暫時的,也是最容易競爭與超越的。但文化的性質及其傳承演變決定了國家民族的歷史方向與未來。西方文化來源於古希臘城邦,在此基礎上產生了民主制度,民主本質上的分權,導致了國家難以長期統一,加上一神教的相互排斥性而產生的宗教矛盾,多民族及地域的複雜性,難以形成核心的單一民族文化。是歐州無法長期趨向統一的根本原因。即便是代表西方文化的美國,在民族、文化上也是多元分化的。如果百年內,無法形成占優勢的單一民族文化,一時軍事、科技與經濟被超越,其分裂也是不可避免的。現伊斯蘭世界,以IS為代表,試圖進行重新統一的進程,但其強烈的排他性與攻擊性,加上複雜重要的地緣位置,什葉派與遜尼派根深蒂固的矛盾,使其統一進程,遙不可及。惟有中國,相對穩定的地緣環境,以農耕文明為主,孕育了華夏文化,通過儒家現實而不極端的,又結合世俗政權治理的文化,讓中國不斷同化周邊夷狄,形成世界歷史上,唯一穩固的一塊,即是多民族,又迅速融合其民族形成漢族(華夏族)主體。即便經歷外族入主中原,也是以中國的方式改朝換代,重建國家。但是,近代中國,在與西方的沖突與融合中,首輪敗下陣來,經過100年的重新整理,我們再次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大陸),在經濟、政治與軍事上,緊追直趕,現已穩居世界第二,亞洲第一。能夠重新掘起的根本原因,這次西方入侵沒有完全動搖中國傳統的政治方面的治理模式,在政治上依然是大一統的高度中央集權模式,讓我們在重建國家統一後,用全國的力量發展經濟、軍事、科技,用幾十年的時間,迅速工業化,並緊隨世界潮流資訊化,網絡化,從而具備了超越美國的勢頭。

但是,這只是暫時的,中華文化的內核與根基在這次中西沖突與融合中,蕩然無存,這與歷史上任何一次華夷沖突不一樣,以前是以我為主,中華文化的內核與根基沒有改變,所以我們能以夏變夷,如今,西方文化從內部改變了我們,如果不重建中華文化的內核與根基,我們將再也不能以夏變夷了,結果必然是以夷變夏,以夷變夏的結果,就是西方文化的固有歸宿——分裂!!!現在中國沒分裂,不等於以後不分裂,現在中央政權強大,不等於以後就強大。傳統中央政權的基礎——士大夫階層的斷絕,實際上,已讓中央政權的穩固性不能持續,隨著經濟的發展,財富向資本家轉移,受西方個人主義與民主思潮影響的中產階層的興起,革命時期的精神理念的勢微,中國的未來,極有可能走向分權治理,包括中央分權、中央與地方分權,但這種分權治理是舶來品,中國不是分權治理的土壤,其結果,就是國家分裂,社會動蕩,萬劫不復。

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如果不能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重建國家統一穩定的柱石——士大夫階層,這必然是中國未來的事實,不會因一二個賢君明臣而改變。傳統中國,正因為有士大夫治理,即便君昏臣奸,即便上下侵淩,即便夷狄入侵,只是改朝換代,經過內部調整,重新回歸士大夫治理。士大夫治國是中國長期穩定統一延續的政治基礎。

當前,文化復興的關健不是單純的國學復興,更不是帶國學色彩的教育變革,而是通過復興傳統科舉教育制度,復興文言文,重建士大夫階層,從而重建傳統士大夫文人治國傳統,通過士大夫重建傳統儒家文化的核心與基石,恢復傳統學術,人文化成,達到國家民族的長治久安,茲事體大,關系國運,族運!

茲從以下幾個方面,具體論述。

一、士大夫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創造者和發揚者。

二、文言文是士大夫的核心特徵,並通過士大夫成為中華文化的核心載體和馬達。

三、中華文化的延續與沒落皆因文言文的傳承與絕沒

四、白話國學復興是南猿北轍、援木求魚。

五、以文取士科舉教育制度是文言復興的必由之路。

一、士大夫是中化文化的核心創造者和發揚者。

三代以來,中國在國家的產生、治理模式的誕生和發展長期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周代以德為主的禮治模式,並成為後世繼承和發揚的基礎與典範,初步奠基了中華文化與社會治理的根基,諸多核心價值觀皆在周代確定並固化,並通過一些典籍如六經固化下來,經過春秋戰國長期諸侯爭霸、沖突,百家爭鳴,最終由孔子孟子,於紛亂中指明方向,到漢代確立,完成了儒家文化、士大夫文人治國模式。此後直到清末,這種文化治理模式,基本沒變,久經分裂、動蕩、外族入侵、釋道浸蝕的考驗,無往而不勝。而這個治理模式的核心,就是認同、接受並傳承發揚儒家文化的知識分子層,掌管國家政權,由中央到地方,上至天子下至郡縣守尉無一不在這個體系之下,形成了一個穩固的價值認同系統,從而在這個系統下,內外散發,化教萬方。因此,我們不難看到,以前社會教化中,家庭(家族)教育這一重要的細胞,都顯示出超乎尋常的水準。無數的尋常百姓之家的婦女都具有相當高的教化能力,若孔子母親、孟子母親、陶侃母親、歐陽修母親、陶侃母親、嶽飛母親,徐庶母親,而這些只是這個士大夫系統的外圍延伸,反而承擔了普遍又早期的教育工作。更不用說,這個士大夫系統本身的文化傳承與教化功能了。

士通過國家選舉制度成為大夫,將自身的學習、修養、文化認同、食祿追求結合到國家、社會的治理上,再通過國家社會的治理實踐,實現自身的報負與文化認同價值。其實,就是我們常說的大人之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這個系統達成了、學術與政治、文化與國家、理想與現實,精神與物質的無縫對接。這個對接的核心鏈條,就是士大夫。所以,不難理解,傳統中國,士大夫既是國家治理者,又是學術文化的創造傳承者,又是國家政教、社會教化的實施者了。又由於他們居於國家政治的中心地位,所以,他們對文化的傳承與創造與發揚,具有權威性、核心性、高度延續性、長期穩固性。這個系統的核心基石,就是崇聖法古,德禮治國治家,大一統致君堯舜的大人之學,用評價孔子的一句話來概括就是“祖法堯舜,憲章文武。”由於這個系統具有強大的教化性,而這種教化性並不虛浮而是務實又近取其身的,所以與釋道及西方的一些宗教不同,與現實政權有機結合而不是時時沖突,是這個系統得以長期穩定的基礎。尊天崇聖而不信神,讓這個系統一貫立足於治國安民的社會現實,而不是提供精神迷魂湯。非宗教(西式)而具有超越宗教社會現實意義,達成其長期穩定的社會現實基礎。

反觀,我們現在中國社會——喪失傳統士大夫治國系統的中國社會,居於傳統士大夫位置的知識分子與官員,上無凝聚力,下無敬上之心,內無統一信念與認同,外無基於此的人文化成,內部紛亂,各陳其說,各呈己欲,各謀其利,學仕分離,惟權、利是系,無道義是則,更無聖賢與道統,怎麼能達成賢明之治?當今反腐雖是賢明,可是越反越腐,問題出在哪?一旦中央權力減弱,反腐是否還能持續?一旦逐利無義的資本家進入國家治理中心,如何解決民本問題?

因此,重建士大夫及其治理系統才是當今中國的政治文化教育的急務和要務,不單是文化復興,學術復興,也不單是教育復興,國學復興。

二、文言文是士大夫的核心特徵,並通過士大夫成為中華文化的核心載體和馬達。

為何士大夫成為中國傳統社會文化傳承發揚、國家治理長期不變的核心與基石呢?在西方,基於宗教,及學術思想,也產生了知識分子層,如教士及蘇格拉底、黑格爾、盧梭等平民知識分子,可是,始終沒有形成類似中國的士大夫階層。是什麼原因呢?除了地緣、國家模式、民族、宗教等諸多複雜原因之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其語言系統。西方語系是印歐語系,包含日爾曼語族、 羅曼語族 、凱爾特語族 、波羅的語族、斯拉夫語族 、印度-伊朗語族、阿爾巴尼亞語族、 阿美尼亞語族 、安納托利亞語族、吐火羅語族、希臘語族等語族,五十多種語言。這些語言的特點是,字母文字,表音符號,語法極為複雜,詞匯量相當大,體現在人文上,語言表達是所思即所寫,思維是發散性的,形成不了簡潔濃縮同時表音表義的書面語言系統,因而形成不了統一的經典,知識分子是各自分散的,所以西方意義的哲學與思辯特別多,難以統一,因此而凝成的國家上層建築,也是各自為政,互不認同,相互爭奪。即便有《聖經》、《古蘭經》等宗教經典,即便強調宗教教義,但始終抵擋不住語言本身的分裂性,於是造成宗教教義的不同解釋與分裂,產生眾多的宗教紛爭與矛盾。沒有形成統一士大夫階層,又夾雜宗教的分裂、地緣的分裂,思想的分裂,政治的分裂,民族的分裂,至始至終也無法統一。反觀,中國漢語,其表音表義的特徵,方塊的結構,形音部首的組合結構,讓漢語具有高度的簡潔濃縮性,以及篇章佈局的直觀審美性。正因為漢字的這一特徵,即便在秦以前,因國家眾多、地域廣闊出現眾多文字現象,也在秦統一後,迅速進行了文字統一,如果是印歐語系字母文字,是無法做到這種文字統一的。中國完成了文字統一,就奠定了國家民族的核心基礎。在普通話出現之前,中國的語言在發音上從未完成過全國性的統一,各地方言眾多,可是,由於文字統一,方言眾多並不防礙國家的文教傳承及政教治理。而在西方,不僅方言眾多,而且語言文字眾多,因而形成了眾多基於不同語言文字的民族,自然難以形成大一統的文化與國家。所以說,語言文字同地域環境是分析國家民族歷史文化的兩大核心方面。

中國的語言文字在誕生之初,就很快形成了書面語言系統,現在所看到的甲骨文、金文等早期的記錄,幾乎都是文言文系統,如下面的卜辭:

癸已蔔,殼殳貞,旬亡田(咎)?王曰,(有)(祟),其(有)來(艱)。氣(迄)至五日丁酉,允(有)來(艱)自西。沚告曰:"土方正於我東鄙,(災)二邑。(工口)方亦帚我西鄙田。"(郭沫若《卜辭通纂》第五一二片)。

現在看來晦澀難懂,其實,在當時,只是知識分子的普通書面語言而已。這種高度簡潔、濃縮性,讓書面語言的穩固傳承成為可能,從而產生典籍,成為知識分子首要的學習對象。而這種書面語言,一開始就結合國家與社會治理,即便最初多以卜辭的形式出現,也是國家層面的典章制度。這讓知識分子所學所思,具有高度的趨同性,後來,通過典籍總結聖王治理法度,更讓這種趨同性與現實社會、個人生存發展結合起來,形成延續穩固的文治。基於此,不難理解,為何從古至清末,中國的文言系統為何一直沒有斷絕。即便出現,口語與文言較大差別的情況下,國家層面,精英層面,最主要的交流、溝通與運作都是以文言文的形式進行的。這就是中國文化核心的傳統。看不到這一點,進不去這個系統,就無法理解與傳承發揚這個系統,更不能成為承載這個系統的士大夫。

普通人通過學習這個文言系統,成為士,再通過國家選拔系統,進入大夫階層,從而掌管國家政權,反過來,又加固這個系統,成為這個系統堅強有力的驅動器。即便在清末,整個教育系統的傳承,依然是先熟誦經典,寫詩作文,進入這個系統。這個系統強大的傳承性、教化性、人文性、趨同性,才是中華文化的內核,這個內核,是通過士大夫來承載和驅動的。而這個系統,不是中途產生的,是自古以來,自始都存在的。其發源於中國特殊的語言文字。

是上天對中華民族的厚愛,讓中華民族在這個系統上,達成了民族的統一,國家的統一,文化的延續。現代西方社會及其它民族文化的分裂、混亂,人文的缺失,其實在其語言文字誕生之初就決定了。

而中國最終確定的儒家文化,又切合了這個文言治理系統,它既是自古以來文言治理系統的必然,又是對文言治理系統延續的促進與穩固。所以,文言文,絕不是單純的書面語言,也不是單純的寫作語言,它是國家治理系統的核心基石。中國二三千年的文化、政治都是基於此發展發揚的。失去了這個系統,就難以承緒傳統的中國,就斷了中華文化的筋脈。

三、中華文化的沒落皆因文言文的絕沒

現在,我們來看,民國以來這百年的中國社會狀況。隨著,西方的入侵,西式書面語言的侵入,以文取士的科舉制度的廢除,我們文言治理系統中斷了。知識分子間的溝通、國家治理的聯系與溝通,不再以文言形式出現了。產生了大量的白話文書籍和公文,其結果是什麼呢?由於白話文是一種淺近的所思既所寫的系統,雖然,在中國歷史上也有這樣的一個發展趨勢,但終究沒有動搖整文言治理系統的中心地位,因為國家教育、選拔、治理層面,都是文言的,都是以聖賢經典為依歸的,都是以先聖先王設計的儒家治理為依歸的。改用白話之後,這種依歸沒有了,因其淺近,其教化作用勢微了,因其便利,其謹慎莊嚴沒有了。直接導致,國家治理層面的低俗與淺薄,人文素養的低下,教育教化的失效,進而波及社會的方方面面,造成了種種怪現狀。更重要的是,這種白話書面語言,是趨向分散和分裂的,於是產生各種的思想、思潮,最終人心不正,社會不穩,政治不固。以前文言治理系統居主導地位時,雖然有白話,但尚不能幹主,但如今,在政教上,白話居主,加上西方白話書面語言的大肆淩侵,這種斷絕的危險就是徹底毀滅性的。現這種斷絕,已過三代,文言系統的現實傳承痕跡幾乎沒有了。剩下的,只是一堆文言典籍。可就是這堆珍貴的文言典籍也面臨白話化。

而現在很多人居然把中國文化的沒落歸結於文言文,那是歷史的無知。只要大家捫心自問,是現在人寫的東西有文化,還是老祖宗寫的東西有文化?我們現在文化方面,哪里超過前人的??差距是明擺著的,我們產生於白話系統,前人產生於文言系統。有腦子的人,就知道,不同工廠的不同產品,產品差異這麼大,不責怪劣質產品工廠,而去責怪優質產品工廠?

不要因為,現在的經濟的發展與物質、科技的進步,而蒙蔽對歷史文化的考察,現在的物質、科技進步,得益於中國的統一的領導體制,得益於中國人的勤勞與聰明,得益於中國人自古以來為國的奉獻和犧牲等傳統美德,這些都是文言治理系統的產出,雖然改為了白話治理系統,但有一些產出老本在那裏。試想,如果,在建國之初,我們都是民主的,個個都要維護人權自我自私的,行政施政,又是吵吵鬧鬧的,一有不滿就遊行上街推倒政府重來的,能有這些經濟與物質上的成就嗎?

在此舉一個例子,中國的高速公路與高速鐵路,這近二十年飛速發展,已成為世界第一,這一發展又帶動中國社會經濟迅猛發展。而反觀美國,依然是以傳統鐵路為主,高速公路依然停留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水準,高速鐵路更是遙遠無期。原因何在?政治體制與文化的差別。

如果有一天,因白話治理系統,讓最後一點文言治理系統的餘熱散盡,中國政體也因此成了完全的西方化,即便國家有幸不分裂,要想,集中力量辦大事,就難上加難了。請記住,大禹治水的故事,這是典型的中國文化體現,在那個年代,治水,關系國計民生,國家存亡,既是政治的,也是經濟的,也是軍事的,必須調動組織大量人員去治理。能夠組織這麼多的人員,進行這麼大的全國工程,靠什麼?僅僅是威權嗎?秦始皇用威權修萬裏長程,最終二代而亡。一定要有核心的文治在裏面,這在《尚書》裏面有記錄。而這些記錄,可是文言治理系統。

只看到當今社會的怪現象,不能在根本上認知,不從根本上改變,是難以解決的。延誤了時間,又是危險的,這種危險,再也不是以前的危險,而且是徹底毀滅性的,是斷根,掘祖墳的。

很悲哀的是,筆者寫這篇文章,居然也要用白話書面語言。雖然完全可以用文言,可是,大眾已難以接受了。嗚呼哀哉!

四、白話國學復興是南猿北轍、援木求魚

不可否認,自2000年以來,全國範圍內掀起的國學熱,對重新認知國學、傳播國學起到了相當的普及作用,在此潮流下,越來越多的人重新審視傳統文化,越來越多的國學活動、教育教學開展起來,其中的標志,就是民間私塾教育的興起。私塾教育首次在教學內容上全面回歸傳統文言經典。但全國範圍內的國學複興,依然是在白話語言系統內復興,我們對國學的認知、研究、傳播與產出,都幾乎是白話文形式進行的。由上面所述,這種復興,雖然有一進的作用,但沒有根本上把握白文書面系統與文言書面系統的本質區別,特別是基於歷史傳統的本質區別。而現今書面白文系統,又與中國歷史上白文流傳不一樣,以前,文言是根,是幹,白文是部分枝葉,現在,白文是根是幹,又是枝葉。而這個根與幹,又是基於西方的白文書面系統,與傳統的中國白文枝葉又是完全不一樣的。大家對比一下,現在的文學作品與明清話小說的區別就知道了。那時的白話作品的作者,是文言系統出來的,除了白話作品之外,多數作者都有大量的文言產出,也有深厚的文言系統根基。而現今的白話作品作者,沒有文言根基,其根基是西方的。在內容上,傳統白話作品,包含大量的基於文言根基的部分,如詩詞、文史、聖賢教化等。所以,中國傳統的白文是文言的淺近延伸,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社會大眾化的補充,兩者相形益彰,而現今白文是西式白文的延伸,是對傳統文言系統的顛覆性破壞,不僅不能傳承國學,而且,是在根子上腐蝕。用白話書面語來研究與傳承國學,實際上,是用西方語言系統來改造傳統文言系統,而不自知,還振振有詞,說是傳承國學。

其結果,不言而明,數代之後,不僅文言餘熱喪失幹淨,而且國家民族也將進入西方的系統中去。這種南猿北轍,援木求魚的做法,應當得到更正了。這種助紂為虐、斷子絕孫的做法,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傳統學術,不是這樣的,是記誦基礎上,內外教化感染的,是學仕結合的,是學修結合的,而西方學術,是知識的,是純思維的,是學仕分裂的,學修分隔的,是不具有足夠的教化內涵的。是知識性抄襲學術,一代一代地只是在累積書面上的知識,而不是學問。傳承國學,恢復傳統學術,必然以文言系統為根基,才能保證,中華文脈不斷,政脈不斷,道統不絕。

五、“以文取士”科舉教育制度是文言複興的必由之路。

傳統文言系統在中國是對士大夫從小置入的,就是文言的教育系統,這個教育系統,又是以國家政教體現的,以進入管理階層為方向與目標。所以,從古至今,國家任人選士,總體上都是要考核對文言治理系統的掌握程度,從漢設立五經博士,到魏晉基於文的薦舉,再到以後科舉,無一例外。雖然有世襲門閥的影響,但要晉升到高位,都要在文言系統中取得進步,通過考核。《漢書·儒林傳》曰:漢平帝時“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此處所謂“甲科”、“乙科”及“丙科”,就是選拔官吏的科目。班固《兩都賦》言:“總禮官之甲科,群百郡之廉孝。”李賢注曰:“有博士掌試策,考其優劣,為甲乙之科”。這種設科取士,是後來正式科舉的發端。這些科目,無疑都是在文言系統以內。

所以,傳統文言治理系統,既自然而然產生了為之服務的科舉,又通過科舉為之鞏固與發展。“以文取士”科舉成為了文言系統的固有支撐。如今,要恢復文言治理系統,也不能離開這個歷史上形成的固有支撐。只有要國家層面確立了以文取士的科舉制度,那麼以現代的教育普及能力,二代三代之後,文言治理系統就會重建起來。因為,古時,只要達到秀才水準,基本就算初步進入了文言治理系統,至少能讀能寫,能以聖賢及其經典作為依歸,秀才在當今就相當於中學畢業,現今絕大多數學生都可以中學畢業、大專畢業,教育的普及率遠超於古代,不能以文言系統難進而怯步,或者以為不現實。這是一個教育機制問題,不是能不能的問題,古代的秀才,也是有條件的人家從小開始,十多年的事情。今天有條件的家庭多的是,國家都能保證義務教育,沒有理由達不到以前秀才的水準。只要回歸傳統文言治理系統,在國家層面上推行即可。

我們的設想是,先民間推出科舉,在私塾界形成主流,確立相關科舉培養與選拔機制,秀才、舉人、進士三階段進行。然後反過來,影響國家教育機制。在義務教育階段,全面回歸傳統教育模式與內容、體制,考過秀才後,再分文理分科,人文方面繼續傳統科舉,理工科、語言、國防方面,走現行體制。人文科舉,終身可應試,也可以吸納理工科學生。人文科舉取得舉人、進士之後,再視情況,再進行入仕或入企前的專業技能學習,除從事學術與管理、教育方面外,也可以進入理工類職業。把科舉重新定位為國家培養與選拔基於傳統文言治理系統的人才。

希望有識者多認知,多宣導,多參與,多轉發。此事體大,不可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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