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樂啟明錄】(12-2)戰骨碎盡志不休

【禮樂啟明錄】(12-2)連載中

【卷首語】——古風·赤血長殷(節錄)

 泣血書千軸 悲歌唱徹

戰骨碎盡志不休

且待赤焰歸 整軍再從頭

守我山河家國依舊

橫長槍換卻離愁

傾餘生風骨同守

此血仍殷

此身豪情仍未收

情義千秋

在梅嶺雪間長留

(七)東方的伊斯蘭化與元代色目人

1、蒙元統治時期的色目人內遷

長期以來一直都有個誤解,一般人認為色目人就是指“金髮碧眼”的白種人,其實元朝的色目人是“各色名目”的簡稱,泛指西域東遷中土的各民族。

蒙古人是指蒙古高原的居民,嚴格說來,是1206 年成吉思汗統一蒙古高原時集合的人們及其後代,包括未漢化的契丹人,女真人等,未並非一個統一民族。

漢人、南人則分別指金、南宋的遺民,但漢人包括四川、雲南的居民及已經漢化了的契丹人、女直人(女真) 、黨項人。還有金,西夏的原住漢人也包括在內,作為三等人。附屬國高麗的民眾也屬於漢人層次。

在元代,相當於蒙古、漢人、南人的口語詞語分別是達達(韃靼)、漢兒、蠻子。色目人是除了蒙古人、漢人、南人以外的所有人的總稱,詞源出自“諸色目人(各種類的人) ”。總之,“色目人”是漢語詞彙。

色目人(“各色名目之人”)是元代時對來自中西亞的各民族的統稱,也是元代民眾的四種位階之一,廣義上的來講,一切除蒙古、漢人、南人以外的西北民族都算是色目人。包括被蒙古人征服並帶入中國的中亞突厥人、粟特人、吐蕃人、黨項人、中亞契丹人、波斯人(花拉子模人)及少量阿拉伯人等,其中中亞突厥人最高,波斯人次之。

按照元代的種群分類,在元代的社會階層之中,色目人的地位在蒙古人之下,漢人和南人之上。成吉思汗西征時,色目人賽典赤·贍思丁率領千騎迎降,太祖以「賽典赤」稱呼。元代重用色目人,入居關中的色目人,多高官厚祿,巨賈豪商。

常見於元人記載的色目人,有唐兀、乃蠻、汪古、回回、畏兀兒、康裡、欽察、阿速、哈剌魯、吐蕃等等。色目人在元代的建立和征服金國和南宋的過程中,大量進入漢族居住地區,他們作為蒙古人征服中亞和西域的歸附者受到蒙元的重視,被列為全國四等人中的第二等人,待遇僅次於蒙古人。

色目的上層人物,有的是軍隊將領,有的是政府官員,有的是勾通官府的大商人。色目官員在元代各級政府機構中佔有一定地位,他們可以擔任漢族官員不能擔任的職務,如地方政府的達魯花赤;一般則規定蒙古人任達魯花赤,漢人任總管,色目人任同知,以便互相監督。

在科舉考試和入仕方面,色目人享有的優遇幾乎與蒙古人相同。色目人犯重刑,與蒙古人一樣由大宗正府處置。但是,元代給予色目人的優遇只能使他們的上層人物受益,下層色目人則象普通的漢人那樣,處於無權地位,有不少貧苦的色目人淪為奴婢。

在種類繁多、名目不一的色目人中,以回回人為最多,所以後人往往誤以為回回人完全等同于色目人。回回人外,還有汪古人(今內蒙古大青山一帶),西夏人(又稱河西人,今寧夏、甘肅一帶),畏兀兒人(今維吾爾,當時主要在新疆東部),哈剌魯人(中亞巴爾喀什湖南一帶),康裡人(中亞鹹海以北一帶),欽察人(中亞黑海以北一帶)、阿速人(西亞高加索)、阿兒渾人(中亞七河流域至楚河流域一帶)等。當時的歐洲人(稱發郎或指郎人)當然也算色目人。元末的陶宗儀說色目人有三十一種,這數目並不精確,不過可以想見,色目人確實種類繁多,不勝枚舉。

元史研究從來把“民族四等級制”看作是元代政治、制度和社會的特徵。根據元史學界的一般提法,元代把治下人民劃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等,並據其所處等級在為官、刑罰、禁令、賦役等方面作出了與之相應的政策或規定,這主要是因為蒙古統治者為維護其對中國的統治,必須防範其他民族的人。因此色目人主要作為雇傭軍和代理官員被元統治者所器重,與蒙古人一起構成蒙元統治的主要力量。

色目人這個詞彙出現於忽必烈中期。在《元典章》裡,有關於色目人定義的兩個案件。

一是大德十一年(1307)行台收到的路申。下級官衙(應是肅政廉訪司)詢問關於流遠、出軍的問題。行台參照中書省的劄付,其中有“中書省官人每根底,寶哥為頭也可劄魯忽赤每言語”、“山東宣慰司、大都路、真定、隆興、河間、廣平等路申: ⋯⋯又未審何等為色目人麼道申[乞]明降來。⋯⋯俺商量了,⋯⋯除漢兒、高麗、蠻子外,俱系色目人有⋯⋯”。

二是延佑四年(1317)中書省諮。其中有濟甯路申:“⋯⋯欲將張不花剌配,未審女直同與不同色目⋯⋯”刑部擬定如下“偷豬竊盜張不花女直人氏。若擬不同色目,照得,大德八年奏准盜賊通例節該:除漢兒、高麗、蠻子人外,俱系色目。欽此。參詳,前項賊人既是女直,不同蒙古。況兼有姓,難同色目。合與漢兒一體刺字。”中書省按照刑部擬定作出如下結論:“都省議得,今後,女直作賊,既非色目,依准部擬,與漢兒一體刺字。”

應該指出的是,關於為官也有類似的規定:“定擬軍官格例。以河西、回回、畏吾兒等依各官品充萬戶府達魯花赤,同蒙古人,女直、契丹同漢人。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漢語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長漢地同漢人。”任命萬戶府達魯花赤時要考慮的不是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的區別,而是本人的出生、長大的地方或語言。

事實上,元代建立之前也有漢人和非漢人之間的制度上的區別。比如對漢人的戶籍制度、稅制和對非漢人就不同。成吉思汗按照郭寶玉的建議頒佈的“條格五章”之一是:“軍戶,蒙古、色目人每丁起一軍,漢人有田四頃,人三丁者簽一軍。年十五以上成丁、六十破老。站戶與軍戶同。”如此,在軍戶、站戶的制度上,蒙古人、色目人與漢人之間有差異。

在窩闊台可汗時代也看到類似的事情。太宗元年(1229)實行稅制的方法是:“命河北漢民以戶計出賦調,耶律楚材主之,西域人以丁計出賦調,麻合沒的滑刺西迷(牙瓦剌赤) 主之。”即漢人按每戶納稅,西域人按每丁納稅。關於太宗七年(1235)在漢地的戶口調查(所謂“乙未戶籍”) 記載:“甲午(1234 ,太宗六年) ,詔:括戶口以大臣忽睹虎領之。⋯⋯朝臣共欲以丁為戶。公(耶律楚材)獨以為不可。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戶。豈可舍大朝之法而從亡國政耶。’公曰:‘ 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卒從公議。”忽睹虎等朝臣主張在漢地採用“以丁為戶”,即蒙古及西域諸國的方法,但耶律楚材反對,主張施行中原王朝的方法,窩闊台可汗最終採納了楚材的意見。

以後,蒙元政權於賦役制度上一直採用這樣的區別。至元八年(1271)頒佈的《戶口條畫》記載:“回回、畏吾兒戶。欽奉先帝(蒙哥可汗)聖旨:不揀什麼人底民戶州城裡去了底,只那住的地面裡、和那本處民戶差發、鋪馬,祗應一般當者。那根腳千戶、百戶裡有底渾家、孩兒人口每,千戶、百戶裡也教依舊體例裡當差發者。仰收系科差。”可見,對在州縣居住的回回、畏吾兒戶也與當地的民戶一樣課賦役。另一方面,屬於千戶、百戶的則依照別的賦稅體系(所謂舊體例) 。

蒙元政府是如何統治其百姓的? 作為主要統治手段之一的戶籍制度具有一個顯著特點———“集團主義”。元代戶籍制度的特點是“諸色戶計”,分類方式可以依照職業:例如民戶、儒戶、軍戶、站戶、匠戶、僧、道等;也可以依照民族:如蒙古戶、畏吾兒戶、回回戶等。前已述及,據地方誌,在戶籍上已注明的民族或部族名中,並未見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的四個簡單劃分。基本上,元代戶籍分類方式以區分外來戶(僑寓戶、北人戶) 和土著戶為主。雖然色目戶也能看到,但這除了區分漢人和非漢人之外,並不具有其他功能。

元代許多高級官吏都由蒙古人、色目人充當,這也從來被看做是一種歧視政策。蒙元政權重視家世(根腳)與政權的關係。例如《庚申外史》卷下記述:“惜乎,元代之法,取士用人,惟論根腳。其(十道宣撫使) 余圖大政為相者,皆根腳人也。居糾彈之首者,又根腳人也。蒞百司之長者,亦根腳人也。而凡負大器,抱大才,蘊道藝者,俱不得與其政事。所謂根腳人者,徒能生長富貴,臠膻擁毳、素無學問。”

元代政權中樞是由擔任丞相的蒙古那那顏層和擔任平章的各個民族的官員層構成。《元史·百官志》也說明,官府的“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但這些記述都不能說明色目人的地位比漢人、南人更高。論及地方官府“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永為定制”。可見,諸路總管府的上級官的原則是達魯花赤=蒙古人、總管=漢人、同知=色目人的序列。而且,官品上,總管和達魯花赤相同,比同知還高。

作為各色名目之人的外國人、異邦人的色目人,其血統其實很複雜。色目人共包括有31 種。色目人主要分為黃種人來源與白種人。屬於白種的色目人有葛邏祿、欽察、阿速(奧塞梯)、康裡、苦裡魯、阿兒渾、合魯歹、火裡剌、撒裡哥、密赤思、夯力、苦魯丁、貴赤、匣拉魯、禿魯花、掘兒察歹、回回、乃蠻、火裡剌、甘土魯、乞失迷兒(喀什米爾)、哈剌吉答歹、撒兒哥。其中唐兀(黨項)、禿八(圖瓦)、土伯特(吐蕃)、禿魯八歹、雍古歹(汪古)、刺乞歹、赤乞歹、屬於黃色種。乃蠻(在近日的哈薩克人中有此部落)、畏魯兒(畏兀兒)屬於黃白混血種。色目人中的黃色人種較少(主要以黨項、土伯特為主),故而,色目人種大多是白種人或是黃白混血種。

2、泉州的伊斯蘭化與漢化重歸

“東港”泉州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已經有1700多年的歷史,至今保留著以閩南語、南戲、南音、南少林、南建築為代表的五南文化遺產,其中南音是中原雅樂的活化石,梨園戲、高甲戲、打城戲、木偶戲是中國特色劇種,原產于安溪縣的中國十大名茶鐵觀音,以其清香雅韻的口感聞名於世,永春縣的紙織畫則是有著1300多年的歷史。

泉州是我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作為古代東亞文化之都、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宋元時期泉州港被中世紀世界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譽為“世界第一大港”,與曉諭西方的埃及亞歷山大港齊名。

早在宋元時期,泉州刺桐港就被譽為當時的“東方第一大港”,海外交通非常繁榮,世界各國的商人、學者、傳教者紛至遝來,繁華至極。千餘年來,泉州留下了許多宗教遺跡和西方建築,也見證了中國古代文明浴火重生的血淚與心酸。

(1)泉州蒲壽庚之叛宋降元屠漢

蒲壽庚(1205-1290年),又稱蒲受畊,號海雲,宋末元初人,阿拉伯(色目)商人後裔,蒲開宗之子(參見《泉州人名錄·蒲開宗》)。任泉州市舶司三十年,是宋元時期“蕃客回回”的代表人物。後叛宋降元,終生顯赫。中國宋元時期著名穆斯林海商。其先輩系10世紀之前定居占城(越南)的西域(阿拉伯)海商。約11世紀移居廣州,經營商舶,成為首屈一指的富豪。

1276年,元軍攻佔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俘5歲的南宋皇帝恭宗。此時南宋孤臣陸秀夫、文天祥和張世傑等人連續擁立了兩個幼小的皇帝(端宗、幼主),重新成立朝廷。南宋皇族逃往泉州,意“欲作都泉州”,此時的蒲壽庚已經通敵,“(帝)昰欲入泉州,招撫蒲壽庚有異志”,端宗等人無法進入城內,只好待在東海法石寺。張世傑向蒲借船被拒,蒲壽庚進而“盡殺南外宗室”,並且追殺皇帝端宗和末帝,導致二位幼帝進一步南逃。1277年,張世傑複返圍城,儘管得到當地百姓和士族武裝的支持,但元兵增援,宋軍腹背受敵,圍城三月未果撤回。

景炎元年(1276年),元丞相伯顏率軍南下,暗中遣人招安,12月蒲壽庚與蒙元勢力結盟。至元十五年(1278年),任為福建行省中書左丞,終元代一朝,蒲壽庚家族掌控海上貿易,獨霸市舶。宋亡後,蒲壽庚家族繼續扮演著泉州土皇帝的角色,在他們的維護之下,泉州迎來了城市歷史上的所謂“伊斯蘭黃金年代”。

1)東方第一港

唐中葉的“安史之亂”給中原造成嚴重災難,中原人民進一步南遷,經濟文化中心轉移,促進泉州進一步繁榮。唐大曆間,泉州“文風大盛”、書院林立。經濟上,泉州已逐步成為南方重要大港口,天佑間,已是一個車旅輻輳、商賈雲集,“雲山百越路、市進十州人”的國際港城,北宋時在泉州設市舶司,專管海外貿易。南宋時與廣州並駕齊驅成為全國的兩大商港。在泉州,不同語言,不同宗教的民族融洽相處,綻放出人類和平與文明之花,使泉州贏得了“海濱鄒魯”、“世界宗教博物館”等稱譽。

到了宋末,泉州港已成為“東方第一”的貿易大港。南宋時,出入泉州港的許多番舶船隊,夏季禦西南風而來,冬季逐東北風而去,一年兩度,熙熙攘攘。由於當時的遠洋航行,專靠信風驅動,故每逢海舶往返季節,就由泉州郡守或提舉市舶等主管官員,率領有關僚屬到延福寺側的通遠王祠(後改稱昭惠廟)舉行祈求海舶順風的典禮。時舟舶遮江,旗幡蔽日,香煙繚繞,鼓樂喧天。“車馬之跡盈其庭,水陸之物充其俎”,可見其儀式之隆重。祈風典禮完成後,參與者飲宴於延福寺,並乘興登遊九日山,然後將經過簡略鐫刻於山中岩壁間。這就是祈風石刻的由來。舉行祈風典禮,有一年一度,也有一年兩度。多在陰曆夏四月間為回舶祈風;下半年多在冬十月、十一月為遣舶祈風。

和平富饒,多姿多彩的泉州成為大宋乃至世界上最令人神往的都市之一。

2)無恥的變節

隨著侵略元軍的節節南下,泉州城離前線越來越近,泉州內外的漢人們紛紛行動起來,出錢出物支援朝廷和義軍。若宋庭能以泉州這座富庶重城作為基地,就不需要一路逃到崖山這個荒嶺去和元軍決戰。以泉州城池之堅固(後張世傑曾會同陳吊眼、許夫人等義軍會攻泉州三月之久而無果),經濟之富庶,人力之充足,宋軍必可長時間堅守以待反攻時機,並可能由泉州向澎湖臺灣轉進,那樣中國歷史就可能被改寫。

泉州的番人們也面臨著選擇,泉州的穆斯林遠非鐵板一塊,本來在泉州,來自波斯(伊朗)的什葉派佔據優勢;蒲壽庚掌握大權後,主要來自大食(阿拉伯)的遜尼派控制了泉州。不論是遜尼派還是什葉派,其故鄉都遭受元軍的毀滅或洗劫,因而從內心來說對元庭應該是沒有任何好感的,何況宋庭對穆斯林可以說是足夠寬宏和仁義的。

但商人的精明算計戰勝了一切道德力量,看到虛弱的宋庭節節敗退,為了維護自己的身家性命,執掌泉州的蒲壽庚做出了卑鄙無恥的選擇,背叛了對己有大恩的宋庭,投向了屠殺數千萬穆斯林,毀滅阿拉伯文明,洗劫無數城鎮的蒙古人。

蒲壽庚祖上來自大食(阿拉伯),因貿易移居位於今天越南中南部的占城國,後來華定居廣州,南宋後期又移居泉州(刺桐),擁有巨舶多艘,豪富聞名遠近。南宋末年,寬仁的宋庭不忌蒲壽庚的番人身份,任命蒲壽庚為泉州市舶司,主管對外貿易,而且近三十年信任不變,恩寵有加。可以說蒲壽庚及其家族,包括泉州一帶的穆斯林,都身受華夏宋庭的莫大恩惠。

德祐二年(1276年)三月,元丞相伯顏陷臨安,恭帝降,南宋事實上滅亡。南宋遺臣奉恭帝兄趙昰入閩,欲圖恢復。五月,趙昰在福州另立朝廷,是為端宗,年號景炎元年(1276年)。他們冀得蒲壽庚之助,以繼續在閩、廣沿海地區堅持抗元,因此任命蒲壽庚為閩廣招撫使,兼“主市舶”,賦予更大的權力。顯赫的權力與雄厚的海上實力相結合,使蒲氏成為宋元鼎革之際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

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十一月,元兵由浙江入福建。為避元軍,並冀得蒲壽宬、蒲壽庚兄弟之助,南宋·陳宜中、少保張世傑率舟師十萬,奉宋·端宗趙昰及衛王趙昺、楊太妃等,由福州航海至泉州城南郊法石下輦村,“欲作都泉州”。

元·至正間(1341—1368年)泉州釋大圭《築城曲》寫道:“吾聞金湯生旤(huò 古同“禍”)樞,為國不在城有無。君不見泉州閉城不納宋天子,當時有城乃如此。”

明·何喬遠《閩書》記:“景炎入海,航泉州港,分淮兵二千五百人,命壽庚將舟以從。壽庚閉門拒命,與州司馬田真子上表降元。”

明·陽思謙《泉州府志》記:“宋幼主過泉州,宋宗室欲應之,守郡者蒲壽庚閉門不納。”

元·至元十三年(南宋·景炎元年,1276年)十二月初八(西曆1277年元月),元兵由浙江抵泉州,蒲壽庚與州司馬田真子獻城降元。《泉州府志》轉引《方輿紀要》:“宋·蒲壽庚據郡降元。”張世傑只得護送端宗匆遽移粵,經漳州趨潮陽。臨行,搶走停泊在法石一帶的蒲氏海舶400多艘。

3)盡殺宋宗室

蒲壽庚降元後,盡殺南外趙宋宗室。

明·何喬遠《閩書》記:“明年(指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張世傑自海上回軍攻城,壽庚遣其党孫勝夫詣杭求唆都援兵,自與尤永賢、王與、金泳協謀拒守,盡殺淮軍、宗子之在城者。攻凡九十日不下,世傑解去。”

明·陽思謙《泉州府志》記:“及張世傑回軍攻城,宗室又欲應之。壽庚置酒延宗室欲與議城守事,酒中盡殺之。”

鄭思肖《心史》:“(景炎)二年丁醜(1277年),泉州素多宗子,聞張少保至,宗子糾集萬餘人出迎王師。叛臣蒲受畊閉城三日,盡殺南外宗子數萬人。”

一說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端宗趙昰至泉時。

《閩書》雲:蒲壽庚“盡殺准軍、宗子之在城者。”清·乾隆《泉州府志·拾遺》雲:“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但蒲壽庚究竟殺了多少人,歷史資料說法不一。

宋宗室太祖派十二世孫趙由在元末完成的《璿源圖譜》中說:“……南外宗室三千餘人,悉為其(蒲壽庚)害。”

鄭思肖《心史》說:“盡殺南外宗子數萬人。”

《泉州府志·紀兵》說:“盡害宗室千余人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備極慘毒。”

日本·桑原氏《蒲壽庚考》引明·陽思謙《泉州府志》說:“盡殺宗室千餘人……此當僅為男子能執武器者。”

要知道,蒲壽庚對趙宋宗室的殺戮,是無差別的大屠殺,只要是在他控制區內的趙宋宗室人員,就全部殺光。這批人(戶/男丁)的總數,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計,也在兩三千人之上。

注:1.蒲壽庚屠殺趙宋宗室的數位,根據不同的歷史記載,在兩三千人到數萬人之間不等,之所以產生這麼大的差距,一方面是因為有些記載中包括了被殺的士大夫的數位,另外更主要的是兩三千人的數位可能是只包括了宗氏的男丁。而不包括婦女和兒童。

2.所謂淮兵,是指從兩淮戰場上一路退下來死不降元的一批屢戰的疲憊無防備的宋軍,這批宋軍以淮人為主,數量在一萬上下,戰兵精銳2500人,雖然當時整個南宋行在號稱掌兵十七萬,但無論是從戰鬥力還是從忠誠度來說,真正的核心軍事力量,就是這批淮兵,也正因為如此,蒲壽庚要降元,第一個要消滅的,就是轄區內的淮兵(淮兵們沒想到自己人對自己人下手)

中國歷史上那麼多次改朝換代,不是沒有過對宗室的屠殺,但那要麼是皇族內部的內訌,要麼是北方野蠻異族南下後由敵對國進行的,而由一個本國地方官員決策並執行的宗室大屠殺,僅此一次。

所以說,張世傑並沒有看走眼,蒲壽庚的確是在謁見前就已下了投降元代的決心,從他敢於屠殺幾千趙宋宗室的行為來看,這個穆斯林雖然在中國長大,但他對中國的本土皇權其實沒有哪怕一點點的敬畏,對大宋沒有一點認同感,沒有一點人性,他假意邀請宋端宗入城,更有可能是為了以端宗作為降元的投名狀。

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南宋·張世傑從潮州回師泉州,“欲得蒲壽庚而甘心”,與義軍陳吊眼、佘族許夫人等協力討蒲壽庚,聲勢浩大。這是一場關係到蒲氏及其家族命運的生死決戰,但當時元軍主力不在泉州,守城兵力單薄,城內又有宋朝遺民內應,形勢對蒲壽庚極其不利。蒲壽庚一方面派遣孫勝夫詣杭州求援兵,一方面與尤永賢、王與、金泳等部將“協謀拒守”,“晨夜血戰”。

十月,張世傑圍泉州城70多天(首尾3個月)後,因元·元帥唆都等來援,被迫解泉州圍南撤,複返廣東。這場保衛戰的勝利,沉重打擊了殘宋的士氣和力量,基本上消除了閩南地區反復拉鋸的局面,鞏固了蒙元在福建的統治。

至元十五年(1278年)三月,蒲壽庚任福建行省參知政事。八月,蒲壽庚任福建行省中書左丞,“鎮撫瀕海諸郡”。至元十六年(南宋·祥興二年,1279年)二月,蒲壽庚的舟師奉旨配合元軍主力進擊廣東,“會追二王”,張世傑遺於崖山,幼主祥興帝赴海死,宋亡。

當時,蒲壽庚真面目暴露後,張世傑以兵圍城三月不克,蒲壽庚引元將索多南下,宋軍解圍南退,蒲壽庚則以當時整個東亞地區最大的各族船隊配合元軍一路南下,直至崖山決戰,逼得南宋最後殘餘的十萬軍民全部跳海自殉……歷史的斑斑血跡至此千古難散。

蒲壽庚於宋元轉變之際,顯赫一時,其子孫在元代亦頗得志。按蒲壽庚三子:師文(參見《泉州人名錄·蒲師文》)、師斯、均文。師文於至元十八年(1281年),嘗兼任提舉福建道市舶,且以功襲職,官為福建平海行中書省。師斯子崇謨,官至行省平章政事。

4)罄竹的罪行

蒲壽庚在宋元鼎革之際,迎元傾宋,叛宋仕元,性質極其惡劣。泉州穆斯林世代受到南宋優待,卻在南宋危難之際恩將仇報,無恥地屠殺泉州的南宋皇族、官員、為了討好蒙元,又屠殺了數萬平民,連蒙古人都感到非常吃驚。當時蒙古滅宋,相對之前已經相當客氣,連蒙哥遺命中必屠的釣魚城都沒屠。所以說蒲壽庚為了保全泉州才投靠蒙元完全站不住腳,更何況當時蒙古征西的過程中蒙古人對待最殘暴的就是這些西域穆斯林。

1276年,蒲壽庚將泉州獻與元庭,忽必烈得到這一東方大港,富庶重城,不由得欣喜若狂,對蒲壽庚賞封不斷,先後任命他為“昭勇大將軍”、閩廣都督兵馬招討使兼提舉福建、廣東市舶、福建省參知政事、江淮行省中書左丞兼泉州分省平章政事等官職。蒲壽庚也投桃報李,赤膊上陣,用宋人的鮮血向蒙古主子表忠心。

蒲壽庚降元大失泉州民心,為了維護其無恥統治,蒲壽庚在元軍幫助下,投降後隨即在泉州城內外展開了大屠殺,心系漢室卻手無寸鐵的萬余百姓被元軍奪去了性命。

張世傑護衛南宋二帝南逃福建,蒲壽庚閉門不納,而且還與元軍配合,內外夾擊張世傑,張世傑無奈繼續南逃。泉州許氏家族起義兵抗擊蒲壽庚,掩護二帝南逃,被蒲壽庚幾乎滅族。“元兵實行剿鄉滅族策略,不僅火燒晉江許漢青、許夫人的家鄉許宅巷、陳厝坑,迫使二鄉的許、陳、曾三姓族人四處奔逃。南詔許姓氏族因事牽抗元,亦慘遭清剿殺戮,幾於滅族。”通過殘酷無恥的屠殺和鎮壓,蒲壽庚終於將泉州控制在手裡,成為元庭的忠實走狗。

泉州少林寺僧眾反蒲壽庚之降元,遭蒲壽庚和元將奇握溫思的鎮壓,他們率元軍萬人沖進少林,千餘僧眾被屠,只剩數十人逃出。

5)遲來的正義

拋開道德不論,表面上看蒲壽庚降元維護了自己家族和泉州穆斯林的利益,短期內也似乎如此,但隨後蒲氏家族和泉州穆斯林卻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到了元末,蒲壽庚家族又故伎重演,蒲氏後人與元庭爭利,他們勾結當時的提舉泉州市舶使色目人那兀納作亂,蒙元派兵攻入泉州,使泉州的回族與伊斯蘭教遭到了嚴重破壞,“凡西域人盡殲之,胡發高鼻有誤殺者。閉門行誅三日”;事後即“發蒲賊(蒲壽庚)諸塚,得諸寶貨無計。壽庚長子師文性殘忍,殺宋宗子皆決其手。壙中寶物尤多,壙志瑪瑙石為之”;“凡蒲屍皆,面西方”;“悉令具五刑而誅之,棄其胾於豬槽中,報在宋行弑逆也”。(後《麗史》)

這次蒲壽庚家族再沒有宋末那麼幸運了,亂兵被元軍強力鎮壓,當地的蒲家乃至許多西域人都被滅門,蒲壽庚等人被掘墳戮屍,遍及泉州城內外的清真寺在戰亂引起的宗教仇殺中除一座外全被元軍搗毀。蒲氏家族信伊斯蘭教,故“面西方”。元兵仇恨至挖墓刑屍,那必非常殘暴地屠殺蒲氏族人,得及時外躲或剛好在外者,才能倖免於難。穆斯林資財、住宅、禮拜寺等大半毀於燒殺和劫掠之中。這就是泉州城、泉州港衰落的開始,也是泉州穆斯林衰落的開始。

蒲氏家族的噩運並沒有隨著蒙元的滅亡而告終。大明開國後,太祖朱元璋對賣國求榮助紂為虐的蒲氏深惡痛絕,下令將蒲氏族人特令將泉州的蒲壽庚這一脈的蒲氏舉族全部打入賤籍,充軍流放,為娼為奴,世代不得入仕。而這道命令,在當時的以仁義號稱的儒家社會並沒有遭到任何人的反對,公道自在人心,在時人的心目當中,這就是蒲氏屠戮趙宋宗族和宋廷殘兵的報應。

蒲氏從富族成為賤族達數百年,真是天網恢恢,惡有惡報。而當時許多穆斯林也都恥于和蒲壽庚牽連上關係,把他稱為“無恥的叛教者”。

(2)泉州波斯兵之亂(亦思巴奚戰亂)

亦思巴奚兵亂,是元代末年的1357年至1366年間在福建發生的一場長達近十年的以波斯人軍隊“亦思巴奚軍”為主的軍閥混戰,由於“亦思巴奚”是泉州波斯人的武裝,因此此事件也被稱為“波斯戍兵之亂”。

1)民族壓迫之始

13世紀到14世紀上半葉的元代中前期時,福建的海外貿易極端發達,泉州作為當時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是當時全世界最大的港口,也是元代福建最大的城市,其人口規模超過了作為福建行政中心的福州,阿拉伯人將泉州稱為刺桐,此名稱被歐洲等地商人沿用。當時泉州的人口超過20萬,城牆長度達30裡,晉江江面和港內停靠的船隻超過1萬艘,商業高度發達,泉州港出口的大宗商品是絲綢、陶瓷器、銅鐵器和泉州的泉緞,而輸入的商品包括珍珠、象牙、犀角、乳香、吉貝布、貝紗等,其中最主要的進口商品是香料和藥物。

泉州的居民中有著大量的外籍僑民,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歐洲基督徒、猶太人、印度人、非洲黑人等民族,城內使用的語言達到100種,這些外國人或相關的事物被泉州人冠名為“蕃”或“番”,由於大量外籍人口的進入,泉州早期不允許外國人進城居住的慣例被打破,泉州城內不僅有漢人和蕃人大量雜居的情況,還形成了許多大規模的蕃人聚居區,這些聚居區被稱為“蕃坊”、“蕃人巷”,這些外國僑民還和泉州本土的漢人閩南族群通婚並繁衍後代,番漢混血兒被泉州人叫作“半南蕃”。蕃人和泉州當地人在文化上雖有相互影響,但大體上還是維持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習慣,諸如伊斯蘭教、基督教、摩尼教、印度教等各種宗教也都在泉州得到傳播,而漢人和番人雜居也給泉州的管理帶來一定的難度。

元代時的泉州外國僑民中以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遜尼派穆斯林和波斯什葉派穆斯林勢力最大,人口最多。蒙元歧視性的民族政策將民眾分為四等,包括阿拉伯和波斯穆斯林在內的泉州番人作為色目人,等級要高於被列為最低等級(第四等)南人的當地漢族閩南人,因而番人得到了元代國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勢力龐大。

這些穆斯林商人中有不少是泉州的巨富,比如蒲壽庚家族在南宋末年到元時主持泉州市舶司,家產不計其數,其僕人就有數千。到了元代末年,由於局勢動盪,各地民眾起兵反元的事件非常頻繁,福建同樣也是叛亂頻發。當時福建各地的豪強家族紛紛成立了鄉族武裝——“義兵”,並逐步控制了許多地方政權,還協助蒙元政府對叛變的農民武裝進行鎮壓。而泉州的波斯族色目人也組織了亦思巴奚軍(波斯戍兵)作為他們的義兵組織,其將領為賽甫丁和阿迷裡丁。

由於波斯人是泉州城內人口較多、勢力最強的一個民族,擁有大量的富商,因而亦思巴奚軍在其支持下成為泉州最強大的武裝,而波斯人借亦思巴奚軍的力量逐漸掌控了泉州,使得蒙古人失去對泉州的實際控制權。

蒙元實行民族歧視政策,以掩蓋階級壓迫政策。他們把全國各族人民分為四等:第一等蒙古人,第二等色目人,第三等漢人,第四等南人(南方漢人)。給蒙古人、色目人以優越的政治特權,從中央到地方鄉里,都優先擢用上述兩種人。泉州是“南人”住居區,所受的民族歧視和階級壓迫更甚。

2)反元勢力壯大

泉州地區對蒙元的反抗歷來相當激烈。

早在元·世祖統治之初,便有農民起義了。如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安溪湖頭張治囝起義攻打泉州;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南安陳七師起義。

元順帝繼位之初,其統治已經日薄西山。至正間(1341—1368年)江淮一帶反元勢力已如燎原之火。

至正五年(1345年),元廷為加強控制福建,遣官奉使宣撫,脫脫、王士宏乘機“鷹揚虎噬,雷厲風飛,聲色以滛”,致使“閭閻失望,田裡寒心”。(《閩詩錄·戊集·卷七·江西、福建怨謠》)

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閩北“寇逼郡城(福州)……越二十六日”(《閩中金石錄·卷12·李世安題名石刻》)。同年,仙遊人陳君信聚眾數百人,攻佔縣治。夏,“仙遊流賊剽掠泉州”(乾隆《泉州府志·卷73·紀兵》)。

至正十三年(1353年),“泉大饑,民扶攜就食。”(乾隆《泉州府志·卷41·盧琦傳》)

至正十四年(1354年)夏,“安溪盜李大,南安盜呂光甫聚眾為亂,七月圍泉州”(乾隆《泉州府志·卷73·紀兵》)。八月遣劉廣仁等攻陷仙游,殺死達魯花赤倒刺沙。

至正十七年(1357年),“泉寇伊守禮嘯聚複攻同安”(乾隆《泉州府志·卷73·紀兵》)。

當時,上自朝廷,下至福建、泉州的地方政府,已自固不暇。

福建的元代統治者無力鎮壓農民起義,又不敢任用漢人軍隊和新附漢軍(南宋降兵)或漢族地方武裝,只好依靠在泉州掌握舶務與軍政大權、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的上層分子,組織“義兵”武裝,實行“戍軍”制度,並調外地戍軍到泉州加強防範。

亦思巴奚戰亂的首腦賽甫丁、阿迷裡丁兩人,都因貿易捐官和保衛泉州港有功,在泉州被授予“義兵萬戶”,掌握保衛泉州港的地方武裝。

這些“義兵”的首領在泉州70多年,實力雄厚又熟悉情況。當蒙元對他們稍有不利或統治勢力下降及內部派別矛盾鬥爭時,便產生不滿情緒,結黨營私,招軍買馬,勾結伊斯蘭教上層分子,妄圖發動變亂,擴大自己的勢力。

《泉州府志·卷24·軍制·元軍制·客兵》載:在泉州發生亦思巴奚戰亂之前,“至元十九年(1282年),調揚州合必軍三千人鎮泉州,戍列城。”同年,又以“湖州翼萬戶府來戍泉州……湖州翼萬戶府,亦客兵也。”《揚州圖經·卷8·至元十九年》也載:“至元十九年(1282年)夏四月,遣揚州射士戍泉州。”

有人認為,“客兵”是外國人組建的軍隊,揚州調來的“合必軍”是波斯軍隊。

3)蒙元宮廷鬥爭

當時,元順帝年邁倦勤,以高麗人後奇氏和太子愛猷識裡答臘為首的太子派,逐帝左右,廣樹私人,與以擴廊帖木兒為首的諸帥派,展開劇烈的爭奪最高統治權的鬥爭,幾經反復傾軋,矛盾達到白熱化。這場鬥爭直接牽動到當時全國最大的海港——泉州。泉州港巨額的課稅和舶來商品,成為兩派劇烈爭奪的對象。

首先,起用在泉州經商的阿拉伯、波斯鉅賈,只要他們向政府交納額定的舶來貨品和額定課稅,就可授官,掌握實權。

如明·嘉靖《惠安縣誌·卷13·人物·元盧琦》載,正當“興、泉方用師”的混亂之際,惠安人盧琦受帥府命“參軍事往來二郡(興化、泉州)”。至正十九年(1359年),盧琦又以年勞擢福建行省照磨鹽課司提舉,秩八品。這時,泉州港“有蕃商以貨得參省,勢震中外,脅戶部令下四鹽場引自為市。琦曰:‘是上虧國課,下毒亭民,吾腕可斷,牒不可署。’竟堅臥不顧。”(參見泉州歷史網《泉州人名錄·盧琦》)

所謂“參省”,即《元史·卷85·志第35·百官1·參議中書省事》的“參議中書省事”,是職“秩正四品。典左右司文牘,為六曹之管轄,軍國重事鹹預決焉。”這位蕃商的權力之大,竟達到能夠“脅戶部令下四鹽場引自為市”的地步。

其次,起用私人,消滅異己。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燕只不花者,皇太子私人之一也。為表彰燕只不花在福州驅逐賽甫丁和在泉州利用那兀納殺阿迷裡丁的功績,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皇太子賜他“忠孝文武”四個大字,而燕只不花則“摹勒皇太子所賜忠孝文武”于福州烏石山摩崖之陽,以紀“儲皇之恩賜”。(陳棨仁:《閩中金石錄·卷12·烏石山東壁亭記》)

4)波斯戍兵之亂過程

這場戰亂分兩個階段:

⑴至正十七年(1357年)到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波斯人、義兵萬戶賽甫丁與同為波斯人、可能也是義兵萬戶的阿迷裡丁,在泉州發動兵亂。

⑵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掌握泉州市舶的那兀納勾結蒲壽庚(參見《泉州人名錄·蒲壽庚》)的後代,在泉州發動第二次兵亂。

  1. 賽甫丁、阿迷裡丁掌權階段:

戰亂的第一階段是以賽甫丁、阿迷裡丁為主導的亦思巴奚軍佔據泉州、攻佔福州以及參與興化、惠安一帶宗族的內戰,時間為1357年至1362年間。

佔領福州

1359年(至正十九年)正月,安童和三旦八將原興化路自立為興化分省,下轄莆田縣、仙遊縣、興化縣一共三縣,由安童任參政、三旦八任平章,擴軍備戰。二月,賽甫丁也率亦思巴奚軍北進福州,經過興化時與三旦八的部隊會合,兩軍共計數千人共同北上。賽甫丁還留下一支小股部隊駐守興化,與鎮守興化的安童部隊協同防守。此時,亦思巴奚軍和興化的安童、三旦八仍是同盟的關係。北上的泉州、興化聯軍順利的攻下福州,扶持普化帖木兒控制了省城福州的大權。而賽甫丁則率這一部的亦思巴奚軍長期駐守在福州。

阿迷裡丁進攻興化

1359年亦思巴奚軍北上取福州的同時,留守興化的那支亦思巴奚軍卻與安童的興化部隊發生了矛盾,起因是安童麾下的興化兵對亦思巴奚軍表示不服並常常進行挑釁。留在泉州的阿迷裡丁得知情況之後,就佯稱北上支援福州,在至正十九年(1359年)三月率泉州的亦思巴奚軍主力北進,在經過興化路城的時候準備趁機將其佔領。

安童瞭解到阿迷裡丁的企圖,便採納漳州總管陳君用等人的計策,關閉興化城門並在城頭駐兵、在西門外聚集烏合之眾佯作軍隊,試圖以此阻嚇亦思巴奚軍。當時尚在福州的三旦八連忙趕回興化,在城外勸阿迷裡丁退兵,但反被拘禁。隨後,阿迷裡丁開始強行攻城,縱火焚燒城門,而安童守軍則在城上用水滅火,雙方用弓箭互射,僵持了一天不分勝敗。第二日,亦思巴奚軍從城西發動進攻,先用弓箭手射退靠近山丘較矮的城牆上的守軍,再由數百名士兵攀牆而上,一舉攻陷了興化路治莆田城,並縱兵屠殺搶掠莆田縣近一個月,其間興化各地鄉族紛紛組織武裝以進行防禦。

莆田城破之時安童成功逃到仙遊。不久,安童又在興化縣龍紀寺重新組織部隊進行反攻,而亦思巴奚軍也因為莆田當地民眾反抗而缺少支持,到了四月,阿迷裡丁就帶領俘獲的三旦八、安童的妻子和強擄來的興化男性人口回到泉州。亦思巴奚軍撤走後,原興化路同知惠安人柳伯祥進入莆田城安置百姓。

興化內戰

亦思巴奚軍退出興化後,興化即陷入內戰,各政要和豪強家族相互攻伐。1360年(至正二十年)正月,興化路推官、莆田縣莆禧人林德隆率鄉兵從黃石出發,攻佔了路城莆田,將時任府判的柳伯祥驅逐,而與柳伯祥同為惠安人且有聯姻關係的豪族陳從仁則率其鄉兵從另一個方向進入莆田。由於兩派勢力都很強大,陳從仁在當年秋季被任命為興化路同知,而林德隆則在冬季被任命為興化路總管,二者手中都有軍隊。林、陳二人矛盾日益加深,到了1361年,陳從仁和他的弟弟陳同(一說為其侄兒)與苫思丁聯手殺死林德隆。林德隆的長子林珙(也做林琪)逃往福州、求援于賽甫丁,次子林許瑛(也作林瑛)則逃到泉州求援于阿迷裡丁。

得到亦思巴奚軍支持後,1361年(至正二十一年)四月,林珙率其鄉族民兵進駐湖頭等地,阿迷裡丁又派兵進攻惠安一帶的陳同部隊,二者一南一北形成夾擊。苫思丁懾于亦思巴奚軍的強大,只好與之密謀,在興化分省的後堂誘殺陳從仁。此時阿迷裡丁的部隊已經到達仙遊縣楓亭鎮,而林珙部隊也進抵黃石,苫思丁就將陳從仁的首級和手臂分別送至兩軍,二者方才退兵。而馳援來救陳從仁的陳同在莆田城南門外聽聞陳從仁的死訊後,便逃往漳州投奔漳州總管羅良。亦思巴奚軍隨後護送林珙到興化繼任其父的興化路總管職務。不久後苫思丁調回福州,蒙元政府派遣參政忽都沙、元帥忽先管理興化分省。

陳同在漳州得到羅良的支援,後又潛回惠安聯繫姑父柳伯順(柳伯祥之弟)。1361年六月,陳同帶領漳州援兵乘船由海路抵達家鄉惠安,並攻下惠安縣城,在殺死縣吏後,強迫惠安縣民眾入伍,並和柳伯順的民兵部隊聯手出兵興化,為陳從仁復仇。為了順利攻下莆田城,陳、柳方面利用了興化路掌握軍權的忽先和掌管政務的忽都沙之間的矛盾,暗通忽先,在七月時裡應外合攻陷莆田城,由杜武惠、胡慶甫、林全、李德正等部將帶兵由莆田西門進城,脅迫忽都沙交出政權、並下令莆田軍民討伐林珙。

隨後,林許瑛再度逃往泉州求援,阿迷裡丁派扶信率領亦思巴奚軍於八月猛攻莆田,驅走了柳伯順。九月,亦思巴奚軍進城並迎林珙回城,扶信自稱元帥,林珙自稱總管(也有說以林瑛為總管的)。而柳伯順則逃往興化縣、忽先逃回福州。另一路亦思巴奚軍在麻哈謀帶領下攻佔仙游,胡興祖、上官惟大則進兵興化縣進攻柳伯順,至此,戰火燒至興化路全境。

  1. 那兀納掌權階段:

戰亂的第二階段是那兀納通過兵變取代阿迷裡丁而佔領泉州,並割據泉州直至被陳友定的軍隊消滅。

那兀納兵變

扶信率亦思巴奚軍主力北上進攻興化之後,泉州城防守變得空虛,到了1362年(至正二十二年)二月,原泉州市舶司提舉、蒲壽庚的孫婿、遜尼派穆斯林那兀納趁機發動兵變,襲擊並殺死了阿迷裡丁,並在泉州大肆搜捕阿迷裡丁的親信黨羽,將亦思巴奚軍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成為了泉州的統治者。而當時帶兵在興化的扶信只得到福州投靠賽甫丁,而賽甫丁仍然扶持林珙為興化總管。

到了1362年4月,元代委任燕只不花接替調往江浙的普化帖木兒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但駐守福州的賽甫丁卻緊閉城門、拒絕讓燕只不花進入。燕只不花於是調集包括陳友定的部隊在內的福建各路兵馬合攻福州,林珙的興化軍隊也在徵召之列,但林珙藉故推脫,燕只不花就調江西行省左丞余阿裡到興化負責防禦事宜。屢敗賽甫丁,並將福州城圍困長達三個月,賽甫丁最終接受調停,率軍登船從海路離開福州回到泉州,而福建行省參政觀音奴還在賽甫丁和扶信上船之後襲擊尚未登船的亦思巴奚軍士兵數百名,賽甫丁從此失勢。

那兀納對泉州的統治

那兀納在泉州用殘忍的方法統治和搜刮人民,甚至用強奪的方式斂財,並將許多抗拒的民眾殺死,借此得以聚斂大量財富,他把泉州所有的非蒙古人的官員全部驅逐,還從民間遴選了大批女子作為他的妻妾,以觀看這些女子撿取他撒于樓下的金豆為樂。他還興建了極為華麗的清真寺,將搜到的財物積存於寺中,生活驕奢淫逸。政治上,那兀納一開始與福州的燕只不花有著一定的默契,以此對抗其他勢力,甚至抵觸蒙元代廷。1364年至1365年,蒙元政府設置興化分省、興泉分省和泉州分省的計畫都被那兀納和燕只不花破壞,1365年(至正二十五年)十月,那兀納甚至直接和奉元代皇太子之命從大都來福建設置興化、泉州分省的福建行省左丞觀孫發生衝突,陽奉陰違,拒絕服從蒙元中央政府的命令,最後逼迫觀孫離職。

興化內戰漸息

在興化的問題上,那兀納延續了阿迷裡丁對抗陳同、柳伯順家族武裝的政策。泉州那兀納兵變發生之後,柳伯順和陳同又於1362年(至正二十二年)三月伺機發動反攻,分別攻克興化縣和仙游縣,柳伯順又強迫興化縣民眾入伍,準備和陳同夾攻莆田城,但陳同爽約,柳伯順部隊只得單獨進攻莆田城寧真門,守城的林珙方面軍心畏懼、陷入困境。這時恰逢亦思巴奚軍的兩個騎兵從泉州抵達莆田,林珙就利用這兩位番軍騎兵打頭陣,率領莆田軍隊出城迎戰,謊稱是泉州亦思巴奚大軍來援。柳伯順的部隊信以為真,準備不足,因而大敗而歸,士兵陣亡上千人。當年六月,柳伯順再次驅遣興化縣民兵進攻莆田縣,但再次慘敗,損兵上千。由於兩次進攻莆田的企圖都告破滅,柳伯順便領兵盤踞在興化縣,不輕易出擊。

燕只不花佔領福州後,委任余阿裡到莆田城管理興化分省,不久,又由參政鄭旻接替余阿裡。鄭旻著手調解林、陳兩家的世仇,終於讓林珙離開莆田城,返回其家鄉莆田縣莆禧,並讓陳同、柳伯順停止軍事行動。雖然停火,但興化路依然形成了四分的局面,柳伯順割據興化縣、陳同盤踞在仙游縣、林珙和林許瑛則擁有莆田縣的新安裡、合浦裡等十幾個裡,而鄭旻所管轄的興化分省實際上只控制著莆田城及附近幾個裡的很小的範圍。

那兀納進攻興化

1363年十一月,那兀納派遣部將博拜(又作白牌)、大闊先攻陷陳同據守的惠安縣,然後又攻陷了仙遊縣以搜捕陳同,並將軍隊駐紮於楓亭。1364年正月,那兀納指責興化分省長官鄭旻串通陳同、柳伯順,因而引兵進逼興化路城莆田,在撤換官員、殺死柳伯順所派的官吏之後,才在福建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德安的要求下於二月撤軍。1365年十一月,元皇太子再度派前左丞觀孫前往興化、泉州負責分省事宜,但福建行省平章燕只不花暗地裡命令德安召集了大量民兵,連同福建行省派來的孟孫兩同僉兵合力據守興化。

為了增強實力,德安又向泉州那兀納求兵,於是那兀納就派通事哈散、惠安縣尹黃希善帶領正規軍和民兵部隊進抵莆田城下,這時哈散又想趕走兩同僉兵,於是雙方爆發衝突,同僉兵擊潰了泉州部隊。因為害怕亦思巴奚軍的報復,莆田全城百姓連夜逃走,連德安也在次日離開。不久,哈散、黃希善、馬合謀、白牌就帶領亦思巴奚大軍入城,又還縱兵搶劫涵江、江口、新嶺,甚至把戰火燒到了福清的蒜嶺、漁溪、宏路一帶,所到之處燒掠一空,這些行為引發了興化人對亦思巴奚軍的強烈仇恨。同時,陳同和柳伯順開始轉向福建行省政府尋求支持,行省派兵進駐常思嶺,並派左丞鄭旻、郎中易裡雅思勸白牌等將軍退兵,但白牌等拒絕服從行省命令,直到那兀納下令撤軍,才率部返回泉州。

1366年正月,白牌、金阿裡等又率領亦思巴奚軍攻陷興化縣、仙遊縣進行殺掠。此時,連林珙也開始與陳同、柳伯順和解,決定共同對抗那兀納,1366年二月,林珙、柳伯順聯兵,派李佛保、許應元突襲並攻佔了亦思巴奚軍哈散、黃希善佔據的莆田城,殺死數十名番兵、俘獲哈散並押往林珙所在的莆禧處決。仙游的白牌、馬合謀在聽說路城失守後就撤回泉州。那兀納隨後出兵反擊,於三月由楓亭經沿海一線北上,亦思巴奚軍在博拜、麻哈謀、金阿裡等率領下再度佔領興化、仙遊兩縣,並在吳山向林珙發動進攻。林珙據守蠣前寨,而林許瑛則由海路增援,但白牌、馬合謀、金阿裡在海上大敗林許瑛部隊,並進兵攻陷莆禧,繳獲了林許瑛的妻子和財產,並將林氏的祖墳、房產、營寨全部毀掉,還在笏石以南兩半島的新安、武盛、奉國、醴泉、合浦一帶燒殺搶掠。孤立無援的林珙只得撤退。

滅亡

亦思巴奚軍發動內亂、對抗福建行省的行為迫使行省官員決定完全消滅那兀納勢力。1366年三月,白牌、馬合謀、金阿裡轉攻柳伯順鎮守的莆田城,進兵熙寧橋,包圍了莆田東南西北四門,只有寧真門沒有遭到進攻,莆田形勢危急。早先曾在閩西與紅巾軍作戰的陳友定的精銳部隊接到福建行省的命令,被調往興化增援柳伯順部。陳友定派遣其子陳宗海率軍於1366年四月連夜從寧真門潛入莆田城,並在次日從西門、南門出城對圍城的亦思巴奚軍發動進攻,這批訓練有素的正規軍迅速擊潰了亦思巴奚軍,在這場戰鬥中,亦思巴奚軍有數千名士兵陣亡,白牌、馬合謀、金阿裡也被俘殺,剩餘的士兵疲於奔命,卻在沿途不斷受到對其恨之入骨的興化農民的襲擊,最終僅有4名騎兵回到泉州。

莆田之戰獲勝後,陳宗海立即著手組織對泉州的總攻。五月,陳宗海調發蒙元水陸兩路軍隊,水路部隊由林珙帶領,而陸軍在柳伯順部隊配合下由北面向那兀納的大本營泉州發動進攻,而那兀納則強征民眾入伍,以抵抗元軍。陳宗海軍的監軍陳鉉原是泉州洵美場司丞,他暗中聯絡晉江縣尉龔名安、千戶金吉等人做接應。

金吉也是色目人,屬於什葉派穆斯林,因而對遜尼派的那兀納有不滿。在泉州之戰開始後由龔名安率水軍進入東山渡,並引導陳宗海的水軍進攻泉州城,而金吉則在城內打開城門迎接。在裡應外合之下,那兀納最終兵敗被擒,並被押往大都(也有說押往福州的)。亦思巴奚兵亂以元軍成功鎮壓亦思巴奚軍,平息興化、泉州一帶的戰亂並重新控制泉州而結束。

後果

持續10年的“亦思巴奚戰亂”,嚴重地破壞了福、興、泉沿海一帶的社會秩序、經濟生產和人民生活,泉州地區受害尤為嚴重。

貧困饑謹

泉州是兵亂的爆發點,“郡城之外,莽為戰區”(《島夷志略·吳鑒序》),農業生產遭受嚴重破壞,造成民眾貧困饑謹,出現前所未有的“食人”悲劇。

當時泉州開元寺高僧大圭《夢觀集·吾郡》(參見《泉州人名錄·大圭》、《泉南著述·夢觀集》)生動真實地描述:“吾郡從來稱佛國,未聞有此食人風。凶年競遣心術變,末俗何由古昔同?市近袛今真有虎,物靈猶自避生蟲。諸公食肉無充半,急為饑民散腐紅!”

文化浩劫

泉州自古號稱“文章之藪”,是文明之邦,典章載籍浩瀚,在這次兵亂中遭受空前浩劫。宗教文化也慘遭摧殘。因教派對立,許多清真寺宇毀於戰火,僅存通淮街艾蘇哈蔔大寺一座。何喬遠(參見《泉州人名錄·何喬遠》)慨歎:“蒲氏之變,泉郡慨遭兵火,無複遺者”(陳懋仁《泉南雜誌·下卷》)。

民族仇殺

泉州廣大人民備受蒲壽庚家族的壓榨和“亦思巴奚戰亂”的蹂躪,亦思巴奚軍在兵亂期間對福建沿海莆仙、泉州兩郡的漢族百姓多有殺戮,對泉州、興化一帶的社會經濟產生了極大的破壞,百姓飽受戰亂,死傷無數,尤其在那兀納統治泉州期間大肆搜刮財產和姦淫漢人民女,屠戮泉州漢人,對泉州社會造成重創。在平叛戰爭中和亂定之後,激起民族復仇情緒,致使許多在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的商人、阿訇和參加叛亂的暴徒,一起遭到報復。

《清源金氏族譜·麗史》稱:“是役也,凡西域人盡殲之,胡發高鼻有誤殺者,閉門行誅三日。”“凡蒲屍皆裸體,面西方……悉令具五刑而誅之,棄其哉於豬槽中。”

《清源金氏族譜·麗史》又載,洪武七年,明·太祖鑒於“亦思巴奚”禍亂,在大赦天下的詔旨中特別規定:“獨蒲氏餘孽悉配戎伍禁錮,世世無得登仕籍”。

海交沒落

宋、元時代,泉州港的海外交通貿易非常繁榮,是當時全世界最大的海港。“亦思巴奚戰亂”的直接後果,就是外商死的死,跑的跑,紛紛回國,不敢再來泉州貿易。從此番舶不敢進港,商賈不敢抵泉,外商絕跡,盛極一時的泉州港元氣大損,一躍不振,降為私商活動和華僑出國的地方性港口。

“亦思巴奚”釋義

關於亦思巴奚軍名字裡“亦思巴奚”的意義,史學界說法不一。有人認為亦思巴奚來源於波斯語的“سپاه‎”(sepacirch),即民兵、騎兵的意思,或是其派生詞,也可能是波斯語“義兵”之意,有別於正規部隊。

朱維幹《元末蹂躪興、泉的亦思法杭兵亂》(泉州文史,第一期,1979年)、莊為璣《元末外族叛亂與泉州港的衰落》(泉州文史,第四期,1980年)認為,亦思巴奚是波斯名城“亦思法罕”,即今伊朗首都德黑蘭東南的波斯古城“伊斯法罕”城。

亦思巴奚戰亂評價

對於亦思巴奚戰亂,歷代各方的學者大多都持否定的態度,認為它造成了生靈塗炭、民族仇殺、人口減少、經濟衰退、泉州港盛極而衰的嚴重負面影響。有人將亦思巴奚戰亂歸因於泉州阿拉伯遜尼派穆斯林和波斯什葉派穆斯林之間的教派衝突,而戰亂前後都伴隨著兩大教派間的衝突乃至殺戮。還有一種說法是亦思巴奚軍意在反叛蒙元,是波斯人企圖以泉州為基地建立亦思法杭國(“伊斯法罕國”)的事變。

不過,泉州港海外交通貿易的斷絕,使得蒙元喪失了一個當時極其重要的財政稅收來源,使得蒙元代廷財政入不敷出,加快導致了蒙元政府財政系統的崩潰,給當時遍及全國的元末紅巾軍大起義贏得了轉機,也使得朱元璋的驅逐蒙元、重立漢統最終成為了可能。

(3)泉州伊斯蘭化後的漢化重歸

  1. 史籍所載的泉州伊斯蘭文化的漢化

根據歷史文獻記載的線索,伊斯蘭文化在泉州的歷史,大致經歷了唐宋時期的傳播與發展、明清時期的衰落與漢化等幾個階段。

唐初以後,就有伊斯蘭教徒來泉州貿易,據《世界回教史》記載,唐武后天授(690~692年)年間,住廣州、泉州、揚州的阿拉伯人數以萬計了。趙汝適的《諸蕃志》說,南宋時期來泉州港的東南亞、西亞、北非的商人、傳教士、旅行家驟增至數以萬計,其中以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最多。唐肅宗時期允許大食人與中國婦女通婚。787年,《資治通鑒》(卷二百三十二)載長安“胡客”人數之多:“……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歸者……為唐臣。……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唐朝中期以後,海事活動逐漸興盛,阿拉伯商人逐年增多。泉州在晚唐時商業繁盛,有“市井十洲人”的說法。

五代北方戰亂,東南沿海海上貿易沒有間斷,來泉州定居的穆斯林日漸增多。這表明了當時泉州和阿拉伯帝國的貿易十分頻繁,歐、亞、非的商賈雲集於此,接踵而至的便是各種宗教信仰,其中尤以伊斯蘭教的影響最為深遠。7世紀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建立統一的阿拉伯帝國,他用《古蘭經》鼓勵他的門徒:“為了追求知識,雖遠在中國,也應該去”。來自阿拉伯帝國的伊斯蘭教傳教士阿訇,在泉州興建教堂,創辦學堂,傳播其伊斯蘭文化,並努力向當地的中國居民傳教,還通過隆重的宗教儀式吸引中國居民。其後陸續就有中國居民入教,入教中國居民必須按照穆斯林的風俗習慣生活,伊斯蘭教活動主要集中在穆斯林相對集中的聚居區內。來到泉州的外國人以阿拉伯、波斯和中亞的穆斯林為數最多,他們當中有商人、傳教士、手工業者、旅行家等,而且有不少人長期經商定居在泉州,與當地漢人通婚,也有泉州商人到海外娶回穆斯林妻子的,他們和睦共處,為泉州的建設作出了貢獻。泉州成為中阿文化薈萃和融合的最重要據點之一。

宋初封建官府鼓勵海外貿易,對蕃漢通婚和宗教信仰不加限制,在泉州設置蕃坊,允許建墓區,官府設市舶司專門管理貿易事宜,對蕃商給予優惠待遇,因此海外穆斯林商人紛遝而至,娶妻置業。如《嶺外代答》中說:“歲十月,提舉市舶司大犒蕃商而遣之。”《捏史》說:“嘗因犒設,蕃人大集。”也就是說,蕃客商船進人泉州港時,和他們載滿中國貨物離港時,泉州市舶司都要為他們舉行大規模的歡迎和歡送儀式。南宋政權更加依賴東南港口的貿易收入,宋代的海外貿易在數量和地域上都大大超過了唐代。與宋通商的蕃國中,阿拉伯國家居於首位,《嶺外代答》中說:“諸蕃國之富盛多寶貨者,莫如大食國。”這就是說,穆斯林商人佔有最重要的地位。

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的商業繁榮,被稱為世界大港。僑居的蕃客數以萬計,雖然也有穆斯林漢人雜居,但更多的是同族聚居在一起。聚居地是泉南的“蕃坊”,蕃長由伊斯蘭教徒推選,由中國官府委任,蕃長按《古蘭經》教規辦事,照伊斯蘭教風俗習俗開展宗教活動、解決坊內民事糾紛、維護穆斯林利益。同時封建政府還通過蕃長招引海外商旅來華貿易,增加朝廷收入,及市場需要的各國貨物。因此,“蕃坊”既是穆斯林聚居區的稱謂,同時又是一種政教合一的組織機構。在蕃坊中一般都建有清真寺。居住在蕃坊的伊斯蘭教徒都擁有雄厚的資產,生活極其奢華。

對這種情況,《諸蕃志》作了如下記載:“有蕃商日施那幃,大食人也,僑寓泉南,輕財樂施,有西土氣息。”“且當時開港之官吏,常有賴於彼等之資助,得建築城垣或製造警備兵艦等事……北宋初已有居住五世者矣……”在泉州的外國穆斯林募捐修築泉州城牆,大大有利於伊斯蘭教在泉州的傳播。萬曆四十年(1612年)《泉州府志》第四卷《規制志上·城池》載:“景定四年(1263年),守鄒應龍以賈胡簿錄之貲請於朝,而大修之。城始固。”宋代的穆斯林宗教活動比唐代活躍,為避免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發生正面衝突,再加上蕃客仰慕中華文化,很多蕃客學習儒學,參加科舉考試。如著名的蒲壽庚之兄蒲壽宬,曾是梅州知縣,從他著的《心泉學詩稿》可以看出他已是一個十分漢化的文人。

元代統治者奉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從海路來的阿拉伯商人人數大增。元代實施“籍戶”制度,新來的回回人(元時信仰伊斯蘭教的色目人稱“回回”)以及世居中國的蕃客、胡商及其後代均獲得了“回回戶”的身份,正式成為中國的公民。色目人的地位僅次於蒙古人,有著優越的政治和社會地位,《多桑蒙古史》載:“諸省及一班行政官署,皆以蒙古人或外國人為之長。伊斯蘭教、基督教、佛教等教信徒皆有之,其隸帝室者居其泰半。有不少波斯、河中、突厥斯坦之穆斯林……多躋高位。”

據《多桑蒙古史》記載蒙元時期,中國的穆斯林人數劇增,已不下百萬,“蓋今在此種東方地域之中,已為回教人民不少之移植。其自西方赴其地經商求財,留居其地,建築館舍,而在偶像祠宇之側設置禮拜堂與修道院者,為數亦甚多焉。”據歷史記載,1357~1366年這十年間,泉州蕃軍“亦思巴奚”佔據泉州作亂,足見泉州穆斯林人數之多。蒙元泉州穆斯林在官府的代表是泉州的蒲壽庚,1276年,他開城門迎接元兵,被授為閩廣大都督馬招討史,1278年又升任福建行省中書左丞,並受命向南海諸國招徠蕃舶貿易,是泉州最富有的豪商。宋末蒲姓在泉州就頗有勢力,到元代泉州蒲姓成為望族,元末戰亂,大部分穆斯林富商都航海而歸。蒙古貴族統治中國近百年間,阿拉伯文化大量傳人中國,來華的穆斯林深受中華文化薰陶的的情況是可想而知的。

總之,伊斯蘭文化自唐朝由海路傳人泉州,經過宋元時期的發展,在泉州的勢力已十分興盛。僑居泉州的蕃客穆斯林,即今天泉州回族先民,于宋初已建立起蕃坊,並開始興建清真寺、公共墓地,把伊斯蘭教從西亞的阿拉伯帝國移植到東亞的中國,泉州是當時外來穆斯林雲集的地方。穆斯林為了適應中國社會的發展,從在中國登陸的那一刻起,就注意調整與中國封建社會的關係,積極主動地用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封建思想來漢化自己。隨著歷史的發展,穆斯林已分散到泉州民間,形成民夷雜處的現象,這種現象主要發生在貿易活躍的市區,還未輻射到農村,這主要是因為外來穆斯林大部分以經商為生,所以集中在貿易交通較發達的港市商埠。

明清時期伊斯蘭教“經文匱乏,學人寥落”。明太祖實行民族同化政策,大明律規定,凡蒙古、色目人許與中國人結婚姻,不許本類自相嫁娶。客觀上方便了回漢通婚。《榮山李世族譜·垂戒論》記載泉州明代穆斯林“有從妻為色目人者,有從母色目人者”。在民族壓迫和歧視的社會氛圍中,泉州穆斯林為避免不測,用漢姓漢名,說漢語、穿漢服、大多逃亡、隱匿于陳埭和白奇等荒僻海濱,有的還逃往永春、德化等地的偏僻山區。隨著回回語言、服飾、姓氏的日趨漢化,同時也帶來了宗教意識淡化。

明太祖朱元璋敕諭中有:“蒙古色目人等,或更姓名,朕慮歲久,其子孫相傳,昧其來源,中書省其告諭之,如已更者聽其改正。”伊斯蘭教受到嚴重摧毀,這種現象直至明成祖永樂五年(1407年)因鄭和的勸說而頒發敕諭保護伊斯蘭教,至今敕諭碑仍砌于泉州清淨寺牆上。明中葉實行海禁以後,泉州伊斯蘭教的教規逐漸式微,與此同時,歐洲海上霸權崛起,西班牙取代了阿拉伯的海上貿易地位,中西交通要道的驛站轉移到澳門。泉州的伊斯蘭教日漸衰微,避居農村的穆斯林逐漸開始從事農業為主的生產經濟。

到1536年,據泉州《丁氏族譜》記載,回民已不懂《古蘭經》原文的文義,也沒有要求懂的意思。1609年,《重修清淨寺碑記》也說,《古蘭經》“未經漢譯”,到了“人既不解其義,亦不求其曉”的地步。明代《福建泉州陳埭丁氏節齋公圖譜》記載:當時這個回回大族已完全“漢語化”,族中人已不識先民通用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幾乎沒有人去學習,“誦清(真)經,仿所傳夷音(阿拉伯語),人既不解其義,亦不求其曉。”明朝末年,全國穆斯林中能讀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原著古蘭經的已經不多,產生了不少高度“儒士化”的穆斯林。

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南京、蘇州的穆斯林興起漢文著譯運動,西北地方的穆斯林出現“經堂教育”制度,再現了全國伊斯蘭教信仰及影響的衰微。《天方典禮·定成隆跋》作了記載:“吾教由來尚矣,要皆習無不察,故服習其間者止知我為教中人,至教之所以為教,究懵懵焉莫得其旨歸,即嫺熟經典,亦不過記述諷誦而已。問有稍通教律,亦時講論,又多曲為臆說,駭人聽聞,不知者遂奉為典型。”泉州伊斯蘭教沒有走上漢文著譯運動和經堂教育的道路,其伊斯蘭文化有更加鮮明的地域性特色。主要標誌是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思想的高度結合,具體表現為“回儒之爭”。

明中葉以後,泉州穆斯林繼續漢化,但最終沒有被完全漢化,而帶有濃厚的地域性特徵。泉州回族先民“大分散、小聚居”處在漢文化的包圍之中,與西北、蘇寧地區相比缺乏社會聯繫。儒化的考取功名的穆斯林,他們從內部對伊斯蘭教的漢化起了催化作用。在這一時期,穆斯林內部出現批評穆斯林“不祖其祖,而祖人之祖”的現象。儒化的穆斯林用儒家思想改造伊斯蘭的文化和宗教信仰、生活習俗,影響較大。詩人丁鶴年以棺木改葬其母,設酒肉祭奠,終身守墓,博得“丁孝子”的美名;世代穆斯林之家出身的著名學者李贄,也因“回而儒,儒而釋”,最後遁入空門。這些現象反映泉州伊斯蘭教面臨信仰的危機。

伊斯蘭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在泉州登陸後,必然受到中國政治、文化等多種因素變化的制約,穆斯林調整自己適應漢人社會,再加上他們仰慕中華文化,逐漸就產生了儒化的穆斯林。隨著歷史的發展,儒化的穆斯林不斷受到封建政府的器重,以至穆斯林的儒化程度越來越高,人數越來越多,為明清時期泉州伊斯蘭文化急速漢化奠定了基礎。泉州伊斯蘭文化高度漢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究其深層原因是伊斯蘭教在中國傳播不是一種有目的、有計劃的社會性行為,即它不是依靠教義教理的傳播征服群眾,主要是依靠教徒人數的增殖來擴展信仰世界。伊斯蘭教入居泉州後,傳播的任務是滿足他們及其子孫宗教生活需要,而不是去征服非伊斯蘭教的群眾。對伊斯蘭教義的研究、宣傳及其學說化的工作明顯薄弱,伊斯蘭教在泉州登陸以來在教內外人的眼中,是一種“禮俗”。因此,始終沒有獲得與中國傳統的儒道佛相抗衡實力。

  1. 考古實物資料所見的泉州伊斯蘭文化的漢化軌跡

東西方文化在泉州彙集,別具一格的伊斯蘭文化史跡奇觀,展示了獨特的人文景觀。明永樂“敕諭碑”、鄭和“行香碑”、清真寺、靈山聖墓等考古遺存是伊斯蘭文化在泉州形成地域性特徵的歷史見證。

明成祖“敕諭碑”、鄭和“行香碑”等考古實物再現了明政權對泉州伊斯蘭教的扶植及穆斯林在明朝廷中受到的重視,與歷史文獻記載吻合。

明成祖“敕諭碑”現存泉州通淮街清淨寺內,碑緣雕刻飛龍圖案,敕諭內容為:“大明皇帝敕諭米里哈只,朕唯能誠心好善者,必能敬天事上,勸率善類,陰翊皇度。故天賜以福,享有無窮之慶。爾米里哈只,早從馬哈麻之教,篤志好善,導引善類,又能敬天事上,益效忠誠。眷茲善行,良可嘉尚,今特授爾以敕諭。護持所在官員軍民一應人等,毋得慢侮欺淩,敢有故違朕命慢侮欺淩者,以罪罪之。故諭。永樂五年五月十一日。”

明永樂年間,鄭和第五次下西洋途經泉州,來此墓祭告行香,有人為之立了記事碑,上刻:“欽差總兵太監鄭和前往西洋忽魯謨等國公幹,永樂十五年五月十六日於此行香,望聖靈庇佑。鎮撫蒲和日記立。”

考古發現大量穆斯林的墓葬以及墓碑石刻,為研究伊斯蘭文化地域特色提供了寶貴的物證。伊斯蘭教“拱北”式陵墓建築,即下方上為園頂罩的建築形式,墓周以方牆,四面各開一門,上為園頂。後因明清時期的破壞和受地方道教、佛教的建築藝術的影響,而改為四柱亭式的建築形式。

1956年於泉州通淮門外津頭埔獲得艾哈瑪德墓碑石,頂部殘缺,雙面陰刻文字,一面刻阿文與波斯文的混合文字,一面豎刻六行漢文。阿文與波斯文的混合文字的譯文:“人人都要嘗死的滋味。艾哈瑪德·本·和加·哈吉姆·艾勒德死于艾哈瑪德家族母親的城市——刺桐城。生於692年即龍年。享年三十歲。”中文內容為:“先君生於壬辰六月二十三日申時。享年三十歲。于元至治辛酉九月二十五日卒,遂葬於此。峕至治二年歲次壬戌七月?日,男阿含抹謹志。”“艾哈瑪德家族母親”說明艾哈瑪德家族的先輩娶了“刺桐城”女子為妻,是中阿人民通婚的見證。

1940年在泉州通淮門外津頭埔獲得一塊元大德時的墓碑石。墓主人是奈納·穆罕默德,墓碑是一塊灰綠岩石,頂部、底部已殘缺,一面陰刻六行阿文,一面豎向陰刻五行漢文,漢文內容為:“先君生於戊辰十二月初九日,卒於癸卯二月初七日,享年三十六歲。安葬於此。時大德七年七月初一日,孤子吳應鬥泣血謹志。”

1965年在泉州南校場出土元延祐時黃公墓百氏墳墓碑石,是一塊灰綠岩石,邊緣殘缺,雙面陰刻文字,正面上部豎刻漢文:“黃公墓百氏墳”,下面有三行阿文與波斯文的混合文字,背面刻有阿文。

1956年於泉州仁風門外色厝美村發現法蒂瑪哈通墓碑石(1329年),陰刻阿文與波斯文,碑文的前半部分用阿文後半部分即換算中國農曆的部分用波斯文,碑文年代的換算精確到日、星期。

1939年在泉州仁風門外池塘獲得奉訓大夫永春縣達魯花赤墓碑石的一面正中豎刻中文。

1965年于泉州東嶽山西坡金厝圍東南角發現伊本·奧貝德拉墓碑石,由花崗石琢制而成,碑頂被削平,上窄下寬,表面粗糙,陰刻六行阿文,在第五、六行之間,插入三個大漢字“蕃客墓”“蕃客墓”漢字楷書,“客”和“墓”都有錯字,“客”“口”內多一點,“墓”“日”內多一豎,推測這是出於初學中文人之手。

伊斯蘭教徒一般不重視出生時間,從中文碑文的文法、書法、和曆法的換算都採用中國民間傳統的墓碑銘文撰寫方式,可以看出該家族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程度十分深刻@。

出土的石刻碑文向我們透露著穆斯林與漢人通婚、逐漸漢化,取漢姓、漢名,使用漢字的訊息。雖然他們仍不同程度的保持伊斯蘭教信仰,但是漢文化以一種勢不可擋的力量滲透到穆斯林的思想意識和生活習俗領域中。墓碑由宋元時期阿文占絕對優勢發展為明清時期阿文只剩少部分的普通漢式墓碑。

從清真寺建築風格也可看其漢化程度。現存泉州通淮清淨寺是屬於十四世紀西亞流行的建築風格,其建築形式是仿阿拉伯、波斯和敘利亞清真寺的圓頂建築形式,在造型和色調的應用上具有濃厚的阿拉伯風格,但它吸收了大量的中國傳統宮殿建築藝術的精華。尤其是寺大門門樓的三層穹頂。高達十七、八公尺的進口尖拱形大門內的那三層穹窿頂的建築,第一層為藻井式尖拱穹形頂結構,其設計和砌築方法,基本上就是一種中國傳統建築方法中“藻井”式的一種變體。在以上層穹窿頂的各個細部看,每一塊彎弧形石刻都是預先精工細雕使成為左右長、上下短的凹彎形,然後砌上去,依次向上遞減,漸高漸狹,直至合尖處的垂蓮為止。第二層的穹隆頂則僅用三段白花岡石板,琢成半圓形,上飾以龜紋圖案,其下則另砌以墊石,這也是我國木構建築上常見的一種形式。石料的雕琢手法,雕刻的風格等,都是根據中國傳統方式而體現出來的。第三層為甬道頂“拱拜”式圓頂蓋。這座門樓混合伊斯蘭和中國藻井式建築藝術,是中阿合璧的建築藝術佳作。

  1. 現代泉州伊斯蘭文化中的閩南漢文化因素

泉州早在宋元時期,泉州刺桐港就被譽為“東方的第一大港”,海外交通非常繁榮。

宋元時期,來泉經商的阿拉伯人深感泉州是安寧、和平之城,就定居下來,成為回族最早的先民之一。

阿拉伯人信仰伊斯蘭教,就順便在當地傳教,伊斯蘭教因此在泉州逐漸傳播開來。

穆斯林不喝酒,但男人可以耍很多老婆,所以這些阿拉伯人順便就在當地娶妻生子。所以泉州很多人都是混血,只是自己不知道罷了。如果一個泉州的朋友鼻子很高,皮膚較黑,還有絡腮胡,那他肯定是阿拉伯人的後代。如今,泉州民間還有“丁家的鼻子,蘇家的鬍子”的諺語,說的就是丁蘇兩家不少是混血後裔。

鄭和下西洋,五次經過泉州,而且第五次直接從泉州出發。他是伊斯蘭教徒,其先祖最初來自西域地區,世代信奉伊斯蘭教,他的祖父和父親都到過伊斯蘭教聖地麥加朝覲。鄭和船隊到泉州停留時間較長,順便也就傳播了伊斯蘭教。惠安百崎回族鄉的“接官亭”、“鄭和堤”,東園琅山的“三寶宮”,當年鄭和下西洋在深滬屯兵紮營的“三保街”等,都是和鄭和有關的歷史古跡。

泉州至今還保存了許多與伊斯蘭教有關的文物勝跡,例如 “清淨寺”,其實就是伊斯蘭教的“清真寺“。泉州有座伊斯蘭教聖墓,座落泉州東外靈山南麓。該墓為伊斯蘭教現存比較古老、完好的聖跡之一,是泉州當初伊斯蘭化的又一明證。

伊斯蘭文化作為泉州回族文化的表現形式,其獨特性的形成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一方面他吸收了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另一方面他融合了泉州本土文化和社會習俗。泉州穆斯林深受地方漢文化的薰陶,顯而易見。

宗教信仰和倫理道德方面,今天的泉州回民信仰伊斯蘭教的已非常少,信仰佛教和民間神為主,崇拜菩薩。初一、十五,到廟裡燒香拜佛,碰到菩薩生日,廟裡更加熱鬧。辦喜事選良辰吉日,平時也拜菩薩求平安。

宗祠,是供奉祖先牌位的場所,即漢人的祖廟。而穆斯林以《古蘭經》為信條,不設宗祭祖。陳埭丁姓宗祠從創建的那一天開始,就只保留了一部分的伊斯蘭教的生活習俗,顯然是受漢族封建倫理道德觀念影響的結果。現存陳埭丁姓宗祠建築的形制是呈回字形。即正廳作方形居中,門廳和後廳的兩側並建廂房,兩旁連以廊廡環護,構成一個週邊南北長42.57米,東西寬21.16米的大“回”字。

生活習俗方面,在飲食起居方面,泉州穆斯林吸收了許多泉州漢民的生活習慣。如飲茶,本是泉州漢人的傳統生活習慣,在泉州的穆斯林當中是一種十分普遍的愛好,他們也象漢人一樣講究茶的品種、泡法、及茶具的選擇等,而今的穆斯林逢年過節或親朋好友到家,主人都要以茶待友,視茶為待客佳品。

泉州穆斯林愛好武術,大多數人從青少年起習武,所練的項目有散打、拳術、長兵、短兵等,具有中華武術的共同特點,又有民族特色,如今已是中華武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泉州穆斯林臉形、體質和裝束基本上與泉州的漢人沒有差異。以當地漢語為其語言文字。除夕守夜,全家太小圍坐守歲,粘貼春聯,長輩給小孩分壓歲錢,各家在大門前燒火囤,清明節掃墓、端午節保粽子、中秋節賞月吃月餅等等,與泉州漢民的習俗沒什麼兩樣。

伊斯蘭文化移植泉州後,隨著歷史的變遷,許多新因素不斷滲透其裡,發生了時代性的變化,在中華民族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3、明太祖詔複衣冠如唐制

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詔複衣冠如唐制”,“胡服胡言胡姓,一切禁止。於是百有餘年之胡俗,盡複中國之舊。”(《明太祖實錄·洪武元年》)

《明太祖實錄》記載:“詔複衣冠如唐制。初,蒙元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鹹辮髪垂髻,深襜胡俗。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複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為胡名,習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厭之。至是,悉命複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髪於頂,官則烏紗帽,圓領袍,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樂工冠青卍字頂巾,系紅綠帛帶。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鐲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紵絲綾羅紬絹。其樂妓則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服兩截胡衣。其辮發椎髻、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損益,皆斷自聖心。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複中國之舊矣。”

大明太祖皇帝下令:“恢復唐時那樣的衣冠制度。之前,蒙元從大漠興兵,從而得到天下,用胡人的習俗徹底變易了中原人的風俗。士人與庶人都梳著辮子留著劉海,衣服的前襟都是遵從胡人的風俗。衣服呢,就做成褲子上有摺,而袖子很窄的樣子,辮線裝、腰褶裝。婦女們袖窄衣短,下身穿著裙裳,不再有舊的中原衣冠了。更厲害的居然改變姓氏,起了少數民族的名,改用少數民族的語言。風俗流傳久了之後,一點都不覺得怪。

皇帝厭棄這種情況很久了。到此時,都讓恢復唐時衣冠舊制,士人平民頭頂都梳發束髪,當官的帶烏紗帽,穿圓領官袍,系腰帶,穿黒靴。讀書人和平民戴四帶巾,雜上各種顏色,穿盤領衣,但不許用黃色和黑色。樂工戴青色萬字頂巾,系紅綠帛帶。讀書人和平民的妻子首飾允許用銀制,耳環上鍍金要用金珠,釧鐲要用銀,穿淺色的團衫,衣料可以用紵絲綾羅紬絹。至於樂妓則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能和庶民的妻子一樣。不能穿兩截胡衣。那些梳辮子留椎髻,穿胡服、說胡語、用胡姓的都一律禁止。這些規定制定時的相關斟酌增補,都是太祖皇帝親自定奪的。於是一百多年的胡人風俗,都變回中原漢家之制了。”

眾所周知,朱元璋以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為號召,削平群雄,滅亡蒙元,以一個出身極其寒微的僧徒,經過了十多年艱難複雜的政治與軍事鬥爭,終於登上皇位,建立了大明王朝。政權建立之初,為利用漢人,特別是江南漢人的民族情緒,他曾經發佈了一些恢復漢制的政令: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禁胡服、胡語、胡姓。

這條禁令不見於《明實錄》與《明史》,但並非空穴來風。《明實錄》屢經竄改,許多不利於太祖形象的內容都被刪改,這是治明史者公認的事實;《明史》則因為受到清初遺民學者如萬斯同等的影響,太祖本紀寫得非常之簡略,這使得洪武朝的許多史事晦蒙不明,甚至造成嚴重缺失。就以此條禁令而言,在《明史·太祖紀》裡竟被壓縮成了: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詔衣冠如唐制。

只有六個字,而與之相應的胡服之禁卻隻字不提。再看談遷《國榷》卷3的記載: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詔複衣冠如唐制,禁胡服、胡語、胡姓名。

《國榷》所載應該是完整的,它印證了《吾學編》的記載,而且還在《吾學編》的“胡姓”下多了一個“名”字,這一字之差牽涉到禁令的執行範圍,不是小問題。《明史·太祖紀》的壓縮,透露出為滿清王朝效命的明史館臣們的特殊心理,其中既有為明太祖曲意回護的隱衷,也有對滿清統治者投鼠忌器的顧慮。

胡服、胡語和胡姓名之禁頒佈兩年多後,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又有一項新的詔令。

《明會典》卷13《吏部十二》載:

洪武三年,詔蒙古色目人入仕後或多更姓名,歲久子孫相傳,昧其本源,如已更易者,聽其改正。

此事在《太祖實錄》卷51有更詳細一些的記載:

洪武三年四月甲子,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名。詔曰:……蒙古色目人等,皆吾赤子,果有材能,一體擢用。比聞入仕之後,或多更姓名,朕慮歲久,其子孫相傳,昧其本源,誠非先王致謹氏族之道。中書省其誥諭之,如已更易者聽其改正。

這個詔令好像與洪武元年的禁令相抵牾,初讀令人不解。其實不難看出,這只是一個局部的調整,背後有著朱元璋深遠的政治考慮。元亡後,除一部分色目人隨元順帝北遁沙漠外,大量色目人因久居內地,只能留下來。而其中一部已經深度漢化,有的還通過各種管道——科舉、軍功、歸附等——進入明朝官僚系統,其中尤以通過內附而進入軍旅者為多。面對這一現實,面對數量相當大的色目軍政官員,朱元璋不能不從深遠的政治意義上著想,對洪武元年“胡姓名”之禁有所修正。請注意,這裡並不包括胡服胡語之禁,只開了胡姓名之禁,本質上這是一個融通權宜之計,不能說明朱元璋已經改變了對色目人的防範。

這可以從洪武九年,淮安府海州儒學學正曾秉正的上書中得到印證:“竊觀近來蒙古、色目人,多改為漢姓,與華人無異,有求主官者,有登顯要者,有為富商大賈者。古人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得無隱伏之邪心,懷腹誹之怨諮。宜令複姓,絕其番語,庶得辨認,斟量處置。其典兵及居近列之人,許其退避。”(《明太祖實錄》卷109)

太祖閱後大喜,將曾秉正提拔為思文監丞。

洪武初年對蒙古、色目人的歧視和強制同化,還表現在當時的婚姻制度上。

據《明會典》卷22戶部七載:

洪武五年,令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國,許與中國人家結婚姻,不許與本類自相嫁娶,違者男女兩家抄沒,入官為奴婢。其色目欽察自相婚姻,不在此限。

這條禁令也見於《明會典》卷141刑部十六《律令·婚姻》:

蒙古色目人婚姻:凡蒙古色目人,聽與中國人為婚姻,務要兩相情願,不許本類自相嫁娶,違者杖八十,男女入官為奴。其中國人不願與色目欽察為婚姻者,聽從本類自相嫁娶,不在禁限。

這顯然是一項與禁止胡服、胡語、胡姓名有著相同用意的政策,核心是兩點:

第一,是不允許蒙古、色目同類自相嫁娶,以儘快減少色目人口,“違者杖八十,男女入官為奴”,處罰不謂不嚴刻,嚴令之下,蒙古、色目只能與漢人通婚,這就大大加快了同化速度。

其二,漢人不願與色目欽察人為婚者,“聽從本類自相嫁娶,不在禁限。”這一條頗費解,而《明會典》的前後兩種說法又不統一。第一種說法是:“其色目欽察自相婚姻,不在此限。”好像是專對“色目欽察”而言的。第二種是“其中國人不願與色目欽察為婚姻者,聽從本類自相嫁娶,不在禁限。”又好像是色目欽察找不到願意與之通婚的漢人時,允許本族嫁娶。

我們相信,在朱元璋的嚴刑酷法之下,洪武元年的禁令產生了廣泛效應,特別是在江南,散居各地的色目人絕大多數都改換了姓名,如果僅從姓名看,已經很難分辨他們的族屬。景泰、天順年間的理學名臣丘浚曾說:

國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諸州者,多巳更姓易名,雜處民間,如一二稊稗生於丘壟禾稻之中,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別識之也。

丘浚的比擬,充滿了正統的優越感,但所講情況是真實的。元代社會大量的非漢族姓名,入明後一下子不大見到了,說明當時改易姓名者很多。而大批的蒙古色目遺民的個人遭遇自然千差萬別,民族性的改朝換代必定會伴隨著劇烈的社會震盪,傾巢之下,豈有完卵!如以個人的遭遇而言,大家所熟悉的詩人丁鶴年是有代表性的。

丁鶴年出身於色目世宦之家,生逢元明革代之際。元亡以後,他心存故國,先後避居四明、武昌,與具有同樣蒙元故國情結的戴良等漢人遺民結為詩友,時時作去國懷鄉之詠,最後老死於巷陌。他的遭際原本在情理之中,不足為怪。只是向來研究者多著眼于他作為色目人的政治趨向,忽略了他實際上是在困頓中艱難求生,過著“悽悽惶惶,如喪家之犬”的生活。《明史》本傳說:四明方國珍據浙東,最忌色目人,鶴年轉徙逃匿,為童子師,或寄僧舍賣漿自給。及海內大定,牒請還武昌,而生母已道阻前死,瘞東村廢宅中,鶴年痛哭行求,母告以夢,乃齧血沁骨斂而葬焉。烏斯道為作《丁孝子傳》。鶴年自以家世仕元,不忘故國,順帝北遁後飲泣賦詩,情詞淒惻。晚學浮屠(佛徒)法,廬居父墓,以永樂中卒。

對他的“轉徙逃匿”,除了因方國珍的迫害外,明人孫緒還說到另一個原因:

丁鶴年西域人,洪武初,色目人禁例甚嚴,行止皆不得自由。丁嘗有詩雲:行蹤不定梟東徙,心事惟隨雁北飛。”

作者孫緒,字誠甫,自號沙溪,故城人,弘治己未進士,官至太僕寺卿。所引兩句詩,不見於今本《丁鶴年詩集》。孫緒所言“色目人禁例甚嚴,行止皆不得自由”的具體內容如何,不見於明代史籍,現已無從得知,但孫緒言之鑿鑿,應非隨意所說。由此而知,洪武朝,色目人的行止居住都沒有自由。丁鶴年的晚景,即所謂“晚學浮屠法,廬居父墓”、“後隱武昌山中”,以及在武昌街頭賣藥之類,實際都不過是“禁例甚嚴”的境遇下的求生之計而已。烏斯道在《丁孝子傳》中也曾講道丁鶴年一家當時的落魄流離的情況:

丁氏一門東躲西藏的逃匿生活,很可能是元明間許多南方色目世家的共同情況,迫害應不只來自方國珍、朱元璋,很可能是動亂時期社會上的普遍現象。但鑄成法令,乃至於公開推行,仍然能被史家考據出來。前輩學者鄧之誠先生在他的名著《骨董瑣記》中,有《教坊司題名碑記》一條雲:

南京古物保存所,有萬曆辛亥教坊司是名碑記,凡二十色,有俳長、色長、衣巾教師、樂工等稱。按洪武中建十四樓于京師,以處官伎,曰:來賓、重澤、清江、石城、鶴嗚、醉仙……。書傳有碑記,色目****,不許乘騎,若行中徑,許平民打死勿論。題名碑中,無此規條。元代教坊青樓之中有色目人,見於元夏庭芝《青樓記》者如“回民旦色”米里哈就是一例。例子還有,不必多舉。

出於政治上的需要,朱元璋有時不得不起用一些具有特殊技能的色目人,典型的例證就是洪武元年設回民司天監,用回民人黑的、阿都剌、迭裡月實等;二年又用元回民司天臺官員鄭阿裡等十一人。又封回民學者馬沙亦黑、馬哈麻為翰林編修,要他們翻譯從元大都得到的數十百冊“乾方先聖之書”,親自執筆寫敕文,以示隆重。還有些人,特別是精通武藝的軍人,他也需要。如揚州回族張氏始祖張阿不都拉,因善射而被朱元璋賜姓為張,以後世代為軍官。這也是一例。根據現存的明代衛所軍官《選簿》,我們不難發現明朝軍隊中的蒙古、色目人數量相當之大,但大量的是永樂、宣德以後陸續歸附的,洪武年間的也有,但比例並不大。早期歸附的,在朱元璋專為打擊軍隊實力派人物藍玉等人所發動“藍黨案”中,多數已遭清洗,這在記錄藍黨供狀的《逆臣錄》一書中,有怵目驚心的記載。我們不必一一舉述,只節錄其中蒙古左衛指揮法古等人的供詞來看:

(法古)招為修理城門事赴京,因知藍玉在家,是古前去拜見。本官留飲,對說:我親家靖甯侯為胡黨反來廢了,我們都是從小跟著上位出氣力的,如今得做公侯地位,尚且保全不得,你這等達達、色目人,更是不知久後如何?你心裡肯順我時,不愁不享富貴。

法古的供詞與另一位受牽連的軍官乃兒不花的供詞是一致的。乃兒不花的供詞是:

洪武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有蒙古衛指揮法古到家相望,隨後有脫台指揮亦來。是不花就留各人飲酒間,有法古言說:‘我昨日去望涼國公,他有句話對我說,要教你也知道,因此上我來和你商量。’是不花問說:‘他道什麼來?’本官回說:‘涼國公道,我們都是從小跟隨上位出氣力的人,到個公侯地位尚且不保全不得,你這等歸降的達達、色目人,更是不知久後如何,他說早晚要動手謀反,教俺準備些好漢來助他。’

同樣的供詞也見於一名叫只兒瓦歹的軍官口中,也是由法古轉述的。此案牽連了大量的蒙古、色目軍官,千篇一律,如同印板,難以置信。但這卻印證了一個史實,即朱元璋對歸降的蒙古人色目人是不信任的,藍玉講:“更是不知久後如何!”固然有煽動意圖,但並非無中生有。因為這批達達色目軍官們密談時,多次講到“這裡法度利害,將俺達達(韃靼)人做賊一般看待,若是我比先得知如此,至死也不來。”證明藍玉的話絕非憑空虛語,他畢竟是曾受到朱元璋重用的高級將領。

“藍黨”供詞中,多人提到“以前有一起達達頭目每,受不過苦,也曾反叛來。因我們向前廝殺,以此上走不出去。”此事在明代史籍和清修《明史》中並沒有任何記載,我們暫難確認其發生的時間地點,可能就指洪武元年十月間的一次事件。當時,徐達率大軍攻破元大都,將所俘獲的蒙元文武官僚等大隊人馬押送南京,行至通州時,“內有回鶻欲作亂,事泄,戮五千余人,妻女俱配軍士。”

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然則僅見于俞本私著的《紀事錄》,正史中略無蹤影,幸得近年陳學霖先生將其發現並加予刊佈,明史界才得以閱讀並加以應用。“回鶻欲作亂”的具體內容不得而知,推測,是俘虜中的色目人企圖擺脫羈押而逃回北疆,於是便遭遇了滅頂之災,被殺者有五千之多,這給歸降的蒙古色目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當他們之中的許多軍官被牽進藍黨而對臨滅族之災時,許多人表現出對歸降的懊悔,對“回去俺草地裡快活”的嚮往。蒙元開國名臣木華黎之裔納哈出,以十萬之眾據守遼東,後歸降朱元璋,封海西侯。死後兒子察罕受封為瀋陽侯,實際上過著惶恐不可終日的日子。當藍玉讓他“收拾些達達人來接應”時,他想到的是“若事成呵,都與大名分做,也得草地裡去耍遭。”他說:“我們這一般達達,歸附今朝做官,只是法度利害,熬不出去,看這光景,不如隨他做一場倒好。”“熬不出去”四個字道盡這些人悽楚,真所謂度日如年。

從清洗“藍黨”的大規模運動中,我們清晰的看到大批歸降色目人的結果,也看到朱元璋對包括常遇春之子開國公常升、涼國公藍玉等功臣的無情整治。常、藍是否是色目人,迄無確證,先不做結論,而我們從大批歸降色目人所遭遇的滅門之災上,絲毫也看不到朱元璋對色目人有什麼特別的法外之情,所看到的只有猜忌,淩辱,和無情的殺戮。實際朱元璋並不掩飾他對色目人的輕蔑,即是在處理一般事務中也都會流露出來,我們可以舉出一些例子來。

《大誥》是朱元璋親自制定的法令集,他精心挑選案例,撰寫處理意見,甚至具體到最後的處置方式。他希望“斯令一出,世世守行之”。在《大誥》中,涉及到兩名受刑的色目官員,一名叫艾祖丁,罪名是“妄奏官屬”,朱元璋的判詞和處理結果是:

“艾祖丁系色目人氏,任大理寺左少卿。凡詳審刑名,其心務在出入,其同任在寺進士楊吉,執政明刑。其艾祖丁等官,數皆不律。內大理卿邊泰,被進士唐盛等具奏情狀,已行治罪。其艾祖丁心生妒忌,生事羅織,楊吉為無短可訐,止將出入緣由羅織,朦朧具奏。其辭曰:楊吉不遵禮法,於公堂中大辱臣等。朕敕都是禦史按問,及其覆命也,乃艾祖丁誣奏楊吉,祖丁抵其罪而無憾,誅之。”

再看另一個案例,即《大誥三編·王錫等奸弊第二十九》。朱元璋寫道:

“禮部郎中王錫,系色目人,冒漢姓而曰王錫,掌祠部事。凡大駕、東宮、王駕出入並諸將征進,有所祭祀,牲口並屬本部收買。其王錫通同察院、刑部子部、光祿司少卿屈圖南,將斷沒豬羊暗地移文,作收買破用。其所支官鈔,或千,或數萬,抵下入已。致被主事李顯各因事發,訐出前奸。其色目王錫公然肆女,招殺身之禍。《大誥》遍佈臣民,初出未廣,禮部且有一部,員外郎尹嚴時常看讀。色目王錫見之,故藏匿其書,亦被尹嚴奏發。嗚乎!君子導人為善,惟恐不善,導之再三。今色目王錫公然為惡,見人為善,惡人為善,匿其《誥》,使人不知。《誥》已布天下矣,何匿之有哉!嗚乎!愚夫為利之所迷,將以奸狡為妙,孰不知殺身速矣,色目王錫由是而殺身矣。”

據《誥》文,王錫的罪主要是兩個,一個是通過主管祭祀用牲口的權力,串通其他官員,“將斷沒豬羊暗地移文,作收買破用”,借機貪污。這當然是重罪,是朱元璋最為痛恨的。其二卻有點莫名其妙。同僚尹嚴揭發王錫將朱元璋頒給禮部的《大誥》藏匿起來,“使人不知”。朱元璋曾規定《大誥》前後三編“凡朕臣民,務要家藏人誦,以為借鑒”。“皆頒學宮以課士,裡置塾師教之。”於是,社會上便出現了許多能背誦《大誥》全文的積極民眾。一時,天下學校能講讀《大誥》的師生來京朝見者竟達到十九萬餘人,朱元璋當然興高采烈,“皆賜鈔遣還”。朱元璋認為,以他對一系列“害民事理”的嚴峻處置,加上他的一番諄諄告誡,必能深入人心,天下也就大治了。那位“時常看讀”《大誥》的尹嚴,顯然是一個善於追風的政治投機人物,他揭發王錫藏匿《大誥》,構成王錫“惡人為善”的罪名,終於置王錫於速死。

朱元璋對降附的和散處民間的色目人都非常之提防,這反映在他的一系列言論中。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所載《詔令雜考二》記朱元璋於洪武三年給徐達等人的親筆諭令曰:

一個太醫,江西人,前元提舉,即目在各官處用事;又指揮孫蒼處有兩個色目,金有讓孚家奴也,教發來。如此精細入微的觀察與追索,出於政治上的考慮,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也看到朱元璋的心態與他的夷狄觀是有關係的。朱元璋曾有《解夷狄有君章說》一篇短文,是讀孔子《論語·八佾》“夷狄之有君”一章後的心得,他寫道:

“夷狄,禽獸也,故孔子賤之,以為彼國雖有君長,然不知君臣之禮,上下這分,爭鬥紛然。中國縱亡君長,必不如此。是其有君,曾不如諸夏之亡也。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明太祖文集》卷十五)

當然,即便以明太祖之天縱英才和開國之威,短期內也不可能徹底解決蒙元遺留下的色目問題,於是歧視、提防以致羅織罪名加以剪除,就必定成為他民族政策的重要因素。以胡服胡語之禁而論,南方執行的可能相對徹底,北方就未必然。

弘治為孝宗紀年,孝宗死葬泰陵。弘治四年(1491)上距洪武元年(1368)已百二十餘年,京師尚有胡服之事,可知所謂衣冠如唐如宋,當時頒令云云,民間不能盡從。

這說明,元代一百多年所遺存下來的色目文化遺存,這不是朱元璋及其子孫們的一道禁令就能掃除乾淨的。明太祖殫精竭慮,無非想抹掉胡元百年立國的人文痕跡,重塑“再造中華”之功,然而他死後不久,朱棣就帶著強悍的北方騎兵南下奪權,頓時天下易主,遷都北京,民族關係又出現新的局面。而朱棣的軍隊裡就包括有蒙古、色目成份,驍勇善戰的兀良哈三衛曾經是他的主力之一,色目後裔鄭和奉命揚帆遠洋,帝國氣派似乎大大超過了洪武朝。成祖即位,雖然在許多地方恪守著朱元璋的既定方略,但民族政策畢竟有了調整,大批北方和西北少數民族湧入中國,久居內地,樂不思蜀,漸漸融入了新興的民族共同體之中,歷史也由此而翻開了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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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在7世紀左右,伴隨伊斯蘭教清真信仰的產生,阿拉伯人從閃族中脫穎而出,迅速實現了思想統一、政治統一和語言統一,以朝氣蓬勃、團結一致和富於開拓精神的民族出現在歷史舞臺上。接著向西亞、北非發動了史無前例的征服運動,把他們的語言文化、宗教信仰、風俗習慣連同血脈一併注入被征服地區的居民中,播下了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種子。正如美國東方學家希提教授說的那樣,“阿拉伯人所建立的,不僅是一個帝國,而且是一種文化”。

檢索歷史,我們會驚訝地發現,伊斯蘭文明同基督教文明、佛教文明等諸多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宗教一樣,對人類社會進步所作出的貢獻,許多已完全融入現代人的生活。無論是歐洲人稱之為的“阿拉伯數字”,還是婦孺皆知的《天方夜譚》,乃至穆斯林世界在醫學、化學、天文學及農業灌溉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曾深刻影響著世界文明發展的軌跡。人類文明當然是由不同文化和信仰的民族共同造就的。由於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促進,人類文明便一直在發展、前進。

中世紀伊斯蘭文化之所以瑰麗奪目、碩果累累,與統治者對科學文化的重視和獎勵密不可分。伊斯蘭教初期在其先知遺訓激勵下興起了遊學之風,先知關於“求學乃我男女穆民之天職”、“學問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的著名聖訓,成為歷代穆斯林知識份子有口皆碑的名言。它鼓勵著成千上萬人不惜遠途跋涉,含辛茹苦地探求學問。並熱心從事教育,傳播學問。有力地促進了阿拉伯語和伊斯蘭教的傳播和普及,對伊斯蘭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征服運動之後湧現出的伊斯蘭學者中盛行遊學之風。他們不僅赴各地辦學校從事教育,傳播知識,而且憑著敏銳的觀察力和強烈的求知欲,學習新知識,接受新事物,充分吸取被征服地區的優秀文化。他們從印度文化中吸收了文學、哲學、數學和天文學方面的營養,從古波斯文化中吸收了文學和藝術方面的營養,從具有悠久歷史的古希臘文化中吸收了自然科學和哲學方面的營養。與此同時,在中阿文化交流的過程中,中國的醫藥學、繪畫藝術、造瓷藝術、造紙術等都對伊斯蘭文化產生過影響。

值得提出的是,阿拉伯人把中國的發明創造傳入西方,對西方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無法估量的影響。馬克思說:“火藥、羅盤針、印刷術,這是預兆資本主義社會到來的三項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了新工具”。中國的造紙術8世紀中葉傳入阿拉伯,後經阿拉伯人之手傳到歐洲。沒有造紙術的發明、傳播和紙張的廣泛運用,中世紀乃至以後文化的發展,宏幅巨著的接連出現是不可想像的。

關於阿拉伯人在數學領域的貢獻,恩格斯曾說:“阿拉伯人留傳下十進位制、代數學的發端、現代的數學和煉金術;基督教的中世紀什麼也沒留下。”花拉子密就是一位傑出的數學家。他創立了代數學,是最早編撰算術和代數書的人。他的《代數與方程的運算》一直到16世紀都是歐洲各大學的主要教科書。阿拉伯數字(1、2、3、4、5、6、7、8、9、10)和十進位法就是通過他的著作傳到西方的。

中世紀的西方文化,比起同時代的阿拉伯、印度和中國都要落後。古代希臘羅馬的文化遺產在那裡幾乎滅盡,賴有阿拉伯文版本將其保存,並在中世紀的後期又譯成拉丁語等西方語言重新回到歐洲。阿拉伯文化的西傳,喚醒了沉睡中的歐洲,促進了西方文藝復興運動的早日到來。文藝復興時期所產生的文學名著,如賽凡提斯的《唐·吉訶德》、薄伽丘的《十日談》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阿拉伯著作《一千零一夜》的影響。亞里斯多德等人本是西方古典哲學家,可是在他們的著作被從阿拉伯文譯成拉丁文前,西方幾乎沒人知道他們是哲學家。

伊斯蘭世界的數學家花拉子密,醫學家格林、伊本·西那(阿維森納),化學家賈比爾·伊本·哈揚(格貝爾)等人的科學著作在12世紀以後漸次地被譯成拉丁文或歐洲其他文字。這些書籍大都被採用為大學的專科教材,有的應用時間長達500年之久,甚至到了18世紀,伊本·西那的某些作品仍然是大學生們讀的課本。伊斯蘭世界的這些知識成果滋育了後來西歐的好幾代人。

“在9至12世紀之間,用阿拉伯語寫成的著作,包括哲學、醫學、歷史、宗教、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各種著作,比較用其他任何語言寫成的還要多些”。

阿拉伯地處歐、亞、非三大洲要衝,在溝通東西文化上起著特殊的作用。伊斯蘭文化在繼承了人類文化遺產之後,經過消化、吸收、發明、創造,又把它貢獻給了人類,從而對東西方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jizhi

作者: ji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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